■ 陈连清

　　罗天瑞，台州路桥人，也是我的高中老师。他自温州调回台州，一直在五七学校任职，后又调至丹崖山下的泽国中学任校长。他教我政治，也教我做人。想起他，我总想起他还在课堂上课的模样——侧着耳朵，等我们回答问题。

　　他走了，却把那个侧耳倾听的姿势留在了时间里。好像还在等我们说出正确答案。

　　温岭松门镇往东是一片茫茫盐碱地，荒芜寂寥。1971年3月，县政府决定在此兴办一所全日制普通高中，定名为温岭县五七学校。学校招收了首届120多名学生，分两个班，那时的班称作“排”，我所在的是第一排。

　　罗天瑞和潘亮老师共同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构成AB角。每逢出操、劳动、集会，他们都早早到场。晨光中他的剪影与扁担构成问号，夕阳里又化作感叹号。

　　那时的生活条件艰苦。没有电灯，照明靠蜡烛，昏黄的烛光映照着求知的面庞；没有自来水，舀小河水打明矾，沉淀了浑浊的泥浆，也沉淀了我们的意志；没有水泥路，走的是沙石或泥泞的路，却也踏出了成长的足迹。有段时间还住茅毡房，却未曾磨灭我们的梦想。两年中，我们在文化课和劳动两方面都收获良多。在当时的高中学校中，我们的教学质量毫不逊色。

　　作为校领导，罗老师常悄无声息地坐在课堂后排，听完一整节课，课后与任课老师商讨得失。那专注的神情，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有力量。

　　同学中，我和罗老师认识最早。入学不久，县教育局在大溪中学召开贯彻“五七指示”座谈会，要求每所高中派一位校长和一个学生代表参加。罗老师刚从温州师范调回来，还没到学校报到，陈人斋校长就通知他去开会。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赶去了大溪中学。我作为学生代表参会，我们就在那次会议上相识了。第二天会议结束时，他向我面授机宜，谈了回校贯彻的具体做法。他说得很务实，具体到时间上怎样安排，每个人应该做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学校设置的课程大致与现今相同，理科有数理化，农业课代替了现在的生物课；文科有语文、政治等。罗老师担任两个班的政治课教学。

　　当时罗老师讲的是“两论”。这个课程一般人也能学，但其中的深奥哲理，却难以领悟。罗老师能将晦涩难懂的理论，讲得生动有趣。讲矛盾论时，他指着盐碱地说：“这地，碱和苗是对立的，但碱能改，苗能活——对立统一，就在这里。”

　　那不是枯燥的教条，而是如横峰水遇阻则湍时，在河床上激起的浪花。他的声音抑扬顿挫，不时在重点地方划上圈圈、杠杠，那专注的模样，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老师挥舞的手臂扬起粉笔灰的雪，落在前排学生的发梢，像给黑发缀上了一层盐碱滩头芦苇荡的初霜。

　　他上好课最有说服力的是紧密结合实践。课后率先垂范，走向田园、挑起担子，把自己变成“老农民”。劳动中，老师挑的粪桶，随步伐荡出弧线。扁担沉，粪桶晃。汗滴砸进土里，噗，一声。噗，又一声。他直起腰，望天。云走得慢。慢得像墙上的一面钟，钟摆一下一下，性子缓。

　　这扁担压弯的弧度，是实践论最生动的注脚。

　　高中毕业后的1973年，我在家务农。那时上大学靠推荐，叫工农兵大学生。我申请过多次，都被排除在外。1974年秋天的一日，我在城关人民路的县人民医院门口与罗老师偶遇。他问我：“在家怎样？”我说形势“翻烧饼”，推荐入学已无望。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老师的来信，说校委会研究决定，同意我返校工作。就这样，我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不久，罗老师的课程转由我执教。上讲台前，我总会想起他挥起的手臂，想起那阵粉笔灰。我学着他那样挥手。灰落下来，落在学生的头发上，像我当年的样子。我把他讲的课堂笔记翻出来，学着他的教学法给学生讲课。没想到还真管用，我带的几届学生这门课在高考中都名列全县前茅。

　　在校时，罗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我在学生阶段，以及在后来任教工作中，都曾吃过他的批评。一次我的作业做得不理想，他把我叫去，说这个不行那个错了。他看你的眼神，温和，却不含糊。你知道他疼你，但也知道骗不过他。

　　后来我也考上了温州师专，恰巧就是先生工作过的学校。临行时，他详细告诉我，在永嘉港头上轮渡，到了市区的码头，沿广场路，走信河街，转石坦巷就到了松台山下的学校，还为我画了示意图。路线图边缘，一点墨渍晕染成松台山的形状。那滴无意落下的墨水，才是他真正的签名。他用慈祥的目光为我划定航道，又用这滴墨，为我标出了可以靠岸的港湾。

　　退休后的2015年5月1日，罗老师在小区遭遇车祸，头部严重受伤，从此没能再好起来。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去看望老师，推开他家的门，看到老师依旧高大，天庭饱满，坐在藤椅里，依然保持听课的姿势。师母大声呼喊：“你的学生来了！”他却还是一脸茫然，呆若木鸡，已认不出我了。曾经那般伟岸的尊师，竟落得如此境况，我不禁背过脸去，泪花闪动，心中满是悲伤。

　　现在，老师虽已离去，但他的身影，早已化作了泽国丹崖山。

　　那山，是倒置的纪念碑。松涛响起，那是老师在点名；山岚升起，是他在批改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