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庆彬

　　8月24日至27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访华。27日，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了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员川村雄大。这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同中方开展党际接触。

　　这次访问具有“破冰第一步”的意义，却不能被夸大为中日关系已经出现转折。需要澄清的是，这不是中方主动邀请的代表团，而是伊佐等人主动提出访华，中方没有拒绝，并为其安排会见。这个区别很重要。它表明中方愿意为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保留对话空间，却不意味着中方接受日方制造问题以后，再由中方单方面支付“破冰成本”。

　　我认识伊佐进一。多年前，他刚刚当选日本国会议员后特地来京访问，我们曾一起吃过饭，那时他还是初入政坛的年轻议员。近来我也注意到，他在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多次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行提出批评。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环境下，敢于公开同高市针锋相对，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

　　但是，仅反对高市个人还远远不够。今天日本出现的问题，已经不能只用“政治右倾化”或者“社会右倾化”来解释。高市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种保守政治立场，而是一整套正在加速成形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这套装置不要求所有日本人先成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也不需要街头重新出现旧式军国主义口号。它通过涉台叙事、安保文件、军费扩张、武器部署、军工产业、媒体议程和所谓危机预案，将中国逐步塑造成日本社会必须应对的安全对象，再把日本一点点改造成地区战争的前沿基地。

　　这种动员甚至可以在多数日本人仍自认为厌恶战争、珍视和平的情况下完成。只要社会接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接受军事扩张只是为了防卫，接受远程打击能力只是为了阻止战争，动员装置便已经开始运转。

　　这正是新型军国主义比旧式军国主义更加隐蔽的地方。过去那种“战争是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人民只是被卷入者”的两分法，曾经具有一定的历史解释力，却不能继续被当作无限期的免责机制。今天的战争准备已经被分散进预算、法律、产业、外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之中。没有人公开发布总动员令，整个社会却可能悄然进入动员状态。

　　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因为日本自称和平国家，所以每一次扩军都可以被解释为维护和平；因为日本宣称没有侵略意图，所以任何对外军事介入都可以被包装成被迫反应。“和平国家”不再是限制军事权力的绳索，反而成为扩大军事权力的道德许可证。

　　因此，伊佐等日本议员此次访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替高市政权传话，也不在于要求中方释放被拘留的日本公民、撤销稀土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而在于他们回国以后，能否推动日本社会形成一股真正的反动员力量。

　　这并不要求日本政治家“亲华”。中方也不需要日本政治家通过表演亲华来换取一次会见。反对支持台独，反对把中日关系变成扩军工具，首先是对日本自身安全负责。

　　中方此次展现的，则是一种更准确的新两分法。一方面，对高市政权及保守右翼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保持压力，绝不替其错误言行埋单；另一方面，承认日本政界和社会并非铁板一块，继续同反对右倾化、反对战争动员的有识之士保持接触。

　　这不是无原则的接触，也不是把日本社会整体推向对立面，而是要让制造危机者承担代价，让反对危机者获得空间。中方可以打开对话的大门，却不可能替日本完成反省。

　　真正的破冰，不是三名日本议员来到北京，也不是进行一次“艰难的意见交换”，而是他们回到日本以后，敢不敢继续同高市针锋相对，敢不敢揭露那套被“和平国家”话语体系掩盖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