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泽民

　　诗歌是可译的

　　我和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友谊，是从李白开始的。

　　1993年4月，我借住在布达佩斯的朋友亚诺什家。他是文学杂志《2000》的主编，家里总来作家、诗人、学者，他们来了就让我做饭。那天，亚诺什说，今晚要来一位“未来匈牙利最伟大的作家”。那时候，我的匈牙利语还说得不好，一般来客跟我寒暄几句“中餐很好吃”之后就没话了。但那天晚上不一样。

　　拉斯洛戴一顶礼帽，像个卡夫卡式的人物，总往我身边凑。他说他1991年去过中国，1992年写了本中国游记，脑子里还全是“中国热”。他说他特别喜欢李白，能不能用中文给他念一段？然后他就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匈牙利语的《李白诗选》，念一首让我猜。念了十来首，我都猜不出，直到他说：“这是一首李白写给一位男性朋友的诗。”我心里有底了——是《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背完了，他眼睛亮了，他说这首诗特别现代，公元8世纪的中国诗，已经可以那么奔放、自由、浪漫。他是拿整个欧洲诗歌史做参照系的，他的判断没错。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拉斯洛爱上的李白，不是中文原版的李白。影响他的两位匈牙利译者都不会中文，都是通过英语的李白译本再转译成匈牙利语的。

　　所有人都说诗歌不可译，尤其古典诗歌不可译，音韵丢了，格律丢了，意境还能剩下多少？但事实是，这些不会中文的译者，用他们敏锐的诗意嗅觉，捕捉到了某种他们认为属于东方的、欧洲诗歌里没有的东西。他们丢掉了很多，又补上了很多，通过选择词语、理解重构、形式再造，让匈牙利读者确实感受到了一种与本国诗歌截然不同的气息。

　　如果翻译得没韵味，多瑙河畔的拉斯洛不会因为读了这些译本就爱上李白，更不会在1993年的一个夜晚追问一个中国人：你能不能给我念一段？

　　所以我认为，诗歌是可译的。不是在“忠实”的意义上可译，而是在“再造”的意义上可译。一个好的译者，哪怕隔着两层翻译、隔着1200多年，依然能让一首诗在另一种语言里活下来。

　　翻译不是搬运，而是一种静默的、跨代际的、跨文明的力量。没有那两位不会中文的匈牙利诗人译者，就没有拉斯洛的李白；没有拉斯洛的李白，就没有1993年的那个夜晚，也没有此后我和他30年的友谊。

　　“舞目”中的探戈

　　拉斯洛以晦涩长句和幽暗哲思著称。他笔下的句子，有时连缀一两页才落下一个句号。在这密不透风的长句深处，藏着作家的文学密码，但他本人从不肯主动解释。

　　译完拉斯洛的小说《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后，有一个疑问始终在我心中悬着。这本书的目录不叫目录，叫“舞目”，这一点和《撒旦探戈》一样。

　　《撒旦探戈》的舞目是好懂的，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第二部分为“六五四三二一”，最后一节叫“圆圈闭合”。进六步，退六步，回到原点，这不就是探戈的一个小节吗？

　　但《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却不同，书中没有出现“探戈”二字。舞目下面只有一串谁也看不懂的拟声词：RAM、PAM、PAM、PAM、HMMM……像某种节奏，又像某种咒语。我查了德语译本、英语译本，译者们都老老实实把这串音节照搬过去，谁也没作解释。

　　我译完了整本书，还是不懂。

　　去年四月，我上山去找拉斯洛。拉斯洛住在布达佩斯郊外一座小山上的房子里，我像过去30年里的无数次一样，给他做了一顿饭，有饺子和红烧肉。酒足饭饱，我问他：那串音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笑了一下，翻出手机，找了一段视频，哼给我听——是一支探戈舞曲。

　　曲子来自玛丽莲·梦露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热情似火》。那部电影讲的是：两个男人目睹凶杀案后为躲避追杀，逃进一支女子乐队，男扮女装一路周旋。曲子响起时，两个假扮女人的男人跟一群男人跳舞，大家各怀心事、互相欺骗。

　　我一下子全通了。这本小说写的恰恰是“骗子的狂欢”：一座小城听说流亡海外的男爵要衣锦还乡，市长、警察局长、帮派头目、初恋情人，所有人都以为救世主回来了，各怀鬼胎要去瓜分想象中的财富。而男爵早已倾家荡产，两手空空。全城的希望最终在一场大火中坍塌。

　　拉斯洛把一段电影里的探戈舞曲埋进目录，对应全书的主题，深到没有一个译者追问过，深到他自己从未在任何采访中提起。

　　你不追问，他也不讲。这就是他创作的方式：把音乐、电影、文学三层互文压进文字中，像岩浆渗入岩石的纹理。你可以不知道，照样读完整本书；可一旦知道，整本书就会向你打开一层全新的维度。

　　这种快乐，只有译者才能拥有。你不只是翻译他的文字，还可以替所有人追问一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五部小说藏暗线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的匈牙利语原版于2016年问世，与《撒旦探戈》的创作相隔31年。故事变了，人物变了，但两本书走的是同一个结构：进六步，退六步，圆圈闭合。

　　在《撒旦探戈》里，全村人跟着“救世主”伊利米阿什走了，但有一个人把行李扔进水沟，跳下车自己走了。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的结尾，大火吞噬了整座城市，但有个孩子坐在水塔上，像旁观者看着废墟；还有两个人选择了出走。

　　跳车的、上塔的、出走的，散落在不同的书里，各自孤独，互不相识。我一部一部翻译过去，到最后一部才恍然：他们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废墟前，做了同一个选择。这条暗线不在任何单独一本里，你得把五部全部译完，才能看见全貌。

　　拉斯洛想表达的是：不要盲目等待被救，要将生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0年，译五部小说，译到后来，译的已经不是词语，译的是拉斯洛看待世界的那双眼睛。当我在那些密不透风的长句里待够了年头后，整个人就像被重塑了一遍。

　　我先于所有读者，被这些书“译”成了另一个人。

　　（本报记者陈醉、实习生蔡振洋根据余泽民在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主题演讲及相关研究成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