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跃华

　　姜德明先生曾对我说：“写了一辈子，能够留下四本书就够了。”《常读鲁迅》由姜先生亲自选编。我则毛遂自荐选编《书边琐忆》《作家书简》《书话小品》，姜先生审定了90%以上的内容，但由于“出版难”等原因，书稿在电脑中躺了八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慧眼独具，冠以《姜德明文集》玉成其事，虽有违姜先生不在自己任职过的出版社出书的初衷，可毕竟他暮年的愿景终成现实，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其中，我尤其想说一说的是《作家书简》。姜先生长期主持《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对作者的体贴与尊重，对文字的挚爱与敬畏，对业务的娴熟与热忱，在这册书中颇可见其一斑。

　　看信

　　姜先生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那时各级政权刚建立不久，法制还不是很完备，读者来信部履行着信访部门的职责，姜先生负责处理政法、公安方面的来信，可谓人命关天。他不久挨了当头一棒，复信没写处理意见被收发室“公开示众”。从此，姜先生不敢有丝毫懈怠，经手处理群众来信数以万计无差错。他从问题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俱见的来信中感知社会、了解人生，五年下来案头功夫水涨船高，来信反映的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往往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4版扩至8版，恢复文艺副刊，姜先生开始担任散文专栏的编辑。他将看信的好习惯带到新岗位，翻阅来信来稿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一日不看便若有所失，生怕遗漏重要稿件，失去同读者交流的机会。若发现无名作者佳作，不禁拍案雀跃。1972年9月，驻地云南蒙自的部队新闻干事范咏戈寄来两篇读鲁迅杂感，姜先生火眼金睛，从自然来稿中拣出，破例安排在同一版面，头条《“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署名“孟云来”，报眼《“我知道我自己”》署名“解放军某部 范咏戈”。他给作者写信解释说“孟云来”是“梦见一个云南来客”的意思。范咏戈在哀牢山拉练途中收到姜先生用毛笔写来的信札，感觉如同梦幻。他因此调入《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历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和《文艺报》总编辑，成为著名文艺评论家。

　　姜先生曾从来稿中发现署名黄裳的来信，指出引文错误，他复函致谢，一来二去，两人竟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鸿雁传书逾半个世纪。他还从废稿堆里翻出李健吾送来的催稿信（信封无邮戳），说如不能采用，盼退稿（剧本《喜煞江大娘》），并对副刊改版后的文风问题提出中肯建议。姜先生为编辑人员对大作家的冷淡而汗颜，为剧本很可能进了造纸厂而内疚不已。

　　“我把看信读稿当作一种享受，我的同事们对此也乐而不疲。”姜先生十分怀念大家挤在编辑室，既安静又严肃地读来稿的情景。当时，《大地》副刊发稿比例——名家约稿占三分之一，自然来稿占三分之二，既保持了副刊品位，又彰显了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的精神。姜先生不管工作多忙，看信读稿、用毛笔给作者写回信并邮寄样报从不间断，不知温暖了多少新老作者的心。

　　写信

　　姜先生经手刊发孙犁《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后，就一直紧追不放，催着孙犁写稿。他保存了孙犁1980年10月至1995年7月来信123件，催稿信自然不会小于这个数字。孙犁吐槽过上海、广州等地报刊编辑乱删乱改稿子的现象，却肯定《大地》副刊：“你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例如我在副刊发表的芸斋小说，其中一篇，删去三百字。我看了以后，觉得删了比不删好，在结集出书的时候，就按你们的样子发表了。”孙犁以讲究文字著称，这个评价含金量很高。

　　钱锺书久负盛名，姜先生1956年就登门约稿，后来在庆祝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座谈会上又发出邀请，表态《谈艺录》新写或改写条目可交给《大地》。钱锺书说：“条目多用文言，未必适合报纸，还是另作他议吧。”姜先生不气馁，不时邮寄书刊，顺便提及赐稿事宜，钱锺书一年又一年抱歉：“一时无法献丑，留待异日何如？”“遵嘱牢记在心，将来一定献丑。”“愚夫妇不能为而能不为，惟有乐观厥成，有负盛意，悚愧而已。”1984年，承友人拿出几封钱锺书的早年书信，姜先生才圆了亲手编发钱氏文字之梦，他感叹：“编辑生涯何其苦，又何其乐哉！”

　　姜先生十六七岁与骆宾基神交，二十六七岁向他组稿，五十六七岁为他出书，但二人并无过多来往。他珍惜编者与作者之间最真诚最单纯的关系。舒群命长子送信：“您如方便，请来我家一叙，不胜欢迎之至。”姜先生欣然赴会，前后若干次，作者、编辑、清茶，相互没请过吃、送过礼，友谊却日渐加深。姜先生说：“这种友情一清见底，彼此都很愉快。”张友鸾主动提出送他漫画家高龙生的原作，刘淑度（齐白石关门弟子）主动示意为他刻印章，黄新波（鲁迅学生）主动赠送“文革”前香港出版的《乡土》杂志。这些都是姜先生的最爱，他力避瓜田李下，一一婉言谢绝。

　　姜先生鼓动章廷谦、陈白尘、赵家璧、赵萝蕤、林辰、金克木、戈宝权、荒芜、赵清阁、陆晶清、赵景深、吴祖光等投稿，特邀老舍写新中国成立十一周年，茅盾写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聂绀弩写胡风去世纪念诗文，编辑过程有删改、有退稿，但从未糟蹋过一篇好稿。郭沫若写于1963年9月11日的杂文《黄钟与瓦釜》“不合时宜”，姜先生压了十三年，直到粉碎“四人帮”才拿出来发表，文章被新华社转发后不知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舒群称赞“您乃是当今最好的编辑”，其来有自，实至名归。

　　“我的职责便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做一名桥梁工。”姜先生设身处地为作者、读者着想。毛泽东想读大字体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这一任务交给人民日报出版社。姜先生趁机建议印行鲁迅小集子，代替已停发多年的稿费，《鲁迅杂文书信选》《阿Q正传》《门外文谈》吸引了络绎不绝的索书者。改革开放后，他主业之外编辑出版《战地增刊》（后改名《大地》）、《散文世界》月刊、“大地文丛”《八方集》，“万叶散文丛刊”《绿》《丹》《霞》……千方百计为作者提供更多发稿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多优秀读物。

　　捐信

　　我欣赏过姜先生编排有序的名家来信，一页一页、一册一册匆匆翻过，都是一种精神享受。姜先生遗嘱将这2500多封信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不乏陈望道、郭沫若、郑逸梅、茅盾、胡愈之、萧三、曹靖华、张伯驹、夏衍、冰心、孙用、沈从文、冯雪峰、钟敬文、冯至、丁玲、李霁野、张友鸾、吕叔湘、施蛰存、楼适夷、廖沫沙、王冶秋、柯灵、张中行、萧乾、艾青、卞之琳、端木蕻良等的来信，少者三两封，多者一百六七十封。

　　姜先生缘何如此钟情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巴金闲谈》（文汇出版社1999年1月）收入的巴金至姜先生信札37封给了答案。

　　1980年11月15日，巴金致信姜先生：“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11月25日又去信，就文学馆谁来主管、经费筹措、资料捐献等提出具体建议。姜先生建议巴金执笔写倡议书，巴金以“我体力仍差，写字还感到吃力，短文写不了”婉拒，并提出“还是您来写吧”。姜先生岂敢应命？但表示尽力敲边鼓。此后四个月，他们的往返来信都探讨这个话题。1981年3月12日，《大地》副刊发表巴金《创作回忆录·后记》，率先发出成立现代文学馆倡议。姜先生在“编者附记”里特别摘引巴金《关于〈寒夜〉》谈建立文学馆的文字，希望借此引起各方关注。他接着约请臧克家、曹禺、唐弢、罗荪等文学前辈，撰写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章以壮声势。巴金遂即捐献15万元开办费，陆续捐献了大量书刊和原稿。

　　姜先生代为选编巴金散文集《十年一梦》，巴金1987年2月25日来信：“《十年一梦》稿费请代捐赠文学馆，麻烦你了，谢谢。文学馆的建立你也出了力。你一定高兴看见它的发展。”1991年4月21日又写信嘱咐：“文学馆的事还要靠你大力支持。”姜先生念兹在兹，捐献信札的文学、史料、艺术价值自不待言。这些信札将来有机会影印出版吗？

　　杨宪益《二流堂旧人邀宴七首》其七云：“太公稳坐钓鱼台，日拥书城不发财。难得出门吃烤鸭，只缘客自远方来。”姜先生不喝酒、不抽烟，但文朋师友聚会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他、邀请他。“只缘客自远方来。”姜先生乐意参加这种活动，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藏书家也乐意与姜先生交往。他以刊会友，以书会友，以文会友，《作家书简》收入的50多篇文章和数十页师长手泽，就是这名超级“桥梁工”架起副刊四通八达组稿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