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林玉婷

　　192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礼物——北宋李诫编修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

　　彼时，24岁的梁思成已经萌生了为中国写一部建筑史的想法，自然如获至宝。可翻开书，他却郁闷了，这本巨著竟如“天书”一样难懂。从此，破译和解读《营造法式》，便成了这位建筑学家毕生的追求。

　　2026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5周年，在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有一场展览静静讲述着《营造法式》的江南故事——“营造江南——杭州与宁波的宋代官式建筑美学”展，让南宋皇家宫殿德寿宫与北宋木构建筑“活化石”保国寺进行“对话”。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黄贵强认为，以《营造法式》为代表，宋代木构建筑实现营造体系规范化、模数化，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里程碑。宋人的营造智慧，如何穿越千年，依然参与着今日江南的塑造？

　　宋人也懂“标准化”

　　展厅中，一个巨大的木构件格外吸睛，它是来自宁波保国寺大殿的下昂。

　　昂是宋式斗栱中的一种构件，因形似鸟儿起飞的姿态，在《营造法式》中又作“飞昂”。它寄托了古人对天空的敬畏与向往。这根下昂是在1975年保国寺维修时被替换下来的。它身上的一行墨书题记“甲子元丰七年”（1084年），相当于宋代工匠亲手写的“施工标签”。

　　与之呼应的，是展厅入口处一座近三米高的宋式斗栱模型。它由近300块手工打磨的木构件榫卯拼装而成，体量厚重、结构繁复。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馆长周佶说，馆区内恢宏的重华殿，便是这种技艺的宏大再现——2600立方米木料完全依照宋代榫卯技术拼装，整座大木构架未使用一颗钉子，如同现在的乐高玩具一般精确拼接。换句话说，早在宋代，木质的“乐高”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副院长徐学敏说，保国寺大殿代表了宋代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的建筑技艺。正因如此，保国寺大殿也成为德寿宫遗址重华殿复原展示的重要参照。两者虽时代相差百余年，但地域相近、用材等级一致，在藻井做法、斗栱形制等方面具有可比性。

　　如何读懂保国寺和德寿宫的“和而不同”？这绕不开《营造法式》。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确立了木构建筑模数核心制度——“材分八等”制度，相当于确立了建筑行业的“标准化”。

　　在中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构件是斗栱。只要定好斗栱横截面的大小（即“材”），整栋房屋所需的木料尺寸便都有了依据。“材”共分八个等级，一旦确定了用哪一等“材”，整座建筑的所有构件都可以按比例设计、批量生产，最后统一组装。这样既能确保用料准确，也大大缩减了建造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营造法式》不仅是一部建筑经典，还是一部“反腐巨著”。

　　北宋晚期基建项目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虚报物料、偷工减料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1091年，朝廷曾编成一部《元祐法式》来“立规矩”。但《元祐法式》中的规定过于宽泛，未能有效遏制乱象。宋哲宗于是下诏重修。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李诫肩上。

　　李诫在相当于宋代“住建部”的将作监一干就是10多年，从主簿一路做到“住建部部长”。他既了解建筑，也熟知官员能从哪些漏洞捞油水。他查阅了《周礼·考工记》《营缮令》《木经》等大量书籍，还放下士大夫身段，到工地上向工匠们虚心请教，将那些口口相传的经验记录下来，终成一部《营造法式》。

　　这本书不仅规范了宋代官式建筑的营造体系，更以其标准化、装配化的核心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近千年的建筑传统。

　　太湖石的美学密码

　　如果说宁波保国寺代表了宋代建筑的“理性”——其精密的力学计算和防潮处理，展现了宋人“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那么杭州德寿宫就呈现了宋代建筑中的人文意趣——其园林布局与雅致的审美，展现了南宋皇家的气象。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展陈空间中，体现出宋代营造法度与文人审美的结合。

　　在黄贵强看来，宋代官式建筑的审美意趣与唐代建筑雄浑的风貌形成明显分野：“宋代官式建筑展现了建筑之美、技艺之美，最终升华为人文的意境之美。”

　　何为意境之美？此次展览中的一块太湖石给出了答案。

　　这块太湖石出土于德寿宫遗址，灰白与浅褐交织的表面泛着温润光泽。宋人赏石，赏的不仅是石之形，更是石中之意。孔窍间的光影流转，是“虚实相生”的哲学；嶙峋中的苍劲姿态，是“天人合一”的追求。

　　虽然德寿宫的主体建筑至今仍埋在地下，但考古发掘出的方池遗址，已能让我们窥见当年的造园匠心。在这处方池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的造山工艺：工匠先在池底打入密集的松木桩，防止地基下沉；再铺上瓦砾和黏土，夯实成坚固的垫层；最后，在垫层之上堆叠太湖石，塑造出“飞来峰”的奇峻形态。

　　这种叠石造景的手法，正是宋代园林最典型的美学特征之一。

　　德寿宫北苑中还有一块名为“芙蓉”的太湖石。它的命运也颇为传奇。这块石头原本放置于德寿宫后苑中，与一株古老的苔梅相伴，深得宋高宗喜爱。明代，德寿宫逐渐荒废，古梅枯死，只留下芙蓉石。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时在杭州发现了这块奇石，十分喜爱。次年，杭州的地方官便将此石运往北京，安置于圆明园内。乾隆皇帝赐名“青莲朵”，并御笔题字刻于石上，一时传为佳话。

　　可以说，古人对石的痴迷、对园林的营造，背后是一种深刻的自然观与审美理想的交织。南宋的匠人们在《营造法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致、人文的园林化建筑语言，进而深刻影响着江南的城市建筑格局。

　　构建可传承的秩序

　　当我们将目光从梁思成破译的“天书”中移开，走出德寿宫的展厅，来到杭州和宁波的街头时就会发现：那些属于宋人的千年营造智慧依然塑造着今天的城市形态。

　　在南宋临安城考古发掘中，有一种很常见的“香糕砖”。南宋的道路、庭院地面、台基四壁、水池壁、水沟壁、花坛甚至墓葬中都有它的身影。这些“香糕砖”的尺寸规整，体现了与《营造法式》相似的“标准化”思维。宋代匠人将“材分八等”的模数思维从木构移植到砖石，不仅让每一块砖都能在道路铺砌中严丝合缝，也方便批量预制。

　　在唐代以前，中国城市实行封闭的“里坊制”，坊墙高筑，坊门晨启暮闭。街是坊与坊之间的缝隙，而非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到了宋代，坊墙被推倒，宵禁被废除，“里坊制”演变为开放的“坊巷制”。南宋临安城则逐渐形成了城中有坊、坊中有巷、坊市相融的全新格局。

　　这种空间格局的转变，不仅源于社会制度的革新，也是营造技术成熟的产物。由此，城市空间不再以显示皇权的威力为本，街道上处处是熙熙攘攘活动着的人群——恰如今天的街景。

　　再看宁波，1978年，考古人员在宁波江厦公园一带发掘出三座宋代码头遗址。这三座遗址清晰展现了从北宋到南宋码头建筑技术的演进脉络——北宋早期码头的营造以条石堆砌、下铺卵石黏泥加固；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码头则逐步采用条石叠砌工艺，基础处规律打入尖头松木桩、布柴梢以防坍塌。从码头的水工营造到岸上官署库房的砖石砌筑，宋代港口的主要设施都体现出与《营造法式》所载制度相近的标准化营造理念。

　　宋代匠人手中那块“乐高”式的木构件，不仅搭建起殿堂楼阁，更构建了一种可传承的秩序：它让建筑既遵循法度的刚健，又饱含诗意的柔情；既向内营造一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精神桃源，也向外铺开一张通江达海、联通世界的开放网络。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