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实习生 王哲

　　“凹凸”两个字，如何勾勒出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8月8日，北京晗美术馆新馆内，观众围着展厅中一幅名为《一代人》的作品低声讨论。这件作品，来自80后作家、书写艺术探索者施晗筹备五年的特别展览“一代人——施晗书写艺术展”。

　　这场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将书法的“承载内容”置于“艺术形式”之上。展厅中，百余件以笔墨“复刻”的文书和票证依次呈现：地契、婚书、粮票、诊断书、毕业证、侨批、股票、分家文书……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到2026年，近200年的光阴被浓缩在一幅幅书写作品之中，构成一部用文字铺陈的中国民生图景。

　　中国汉字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现代书法艺术学会常务理事邵岩说，以往欣赏书写作品时多偏重外在形式，文本内容常常被边缘化，施晗的“一代人”展览则把意蕴置于首位，由意生发，进而带动观者对书写本身的思考。

　　在施晗看来，书法的未来，不应是脱离叙事的纯艺术表达，而应是“艺术”与“叙事”的共生、“形式”与“内涵”的统一，是传统与当代的对话、笔墨与生活的相融。

　　文字有初心

　　北京的晗美术馆新馆，是继浙江横店等地的晗美术馆之后，施晗创办的又一座美术馆。展厅中的不少作品，也静静讲述着浙江的故事。

　　24岁的奉化人潘粤，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在当年顺利毕业——这是记录在《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证书（1921）》上的信息。这幅书写作品“复刻”了当年的毕业证，字形端稳方正，笔法平和内敛。它的背后，藏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青年渴望以法治立国的理想。

　　清末民初，新式法政学堂兴起，无数青年研习法律，渴望以新知改造社会。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就在这种风潮下应运而生，校址设在杭州马坡巷。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少在司法界任职，或是挂牌当律师。当时男女同校的学堂还比较少，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则风气开明，为了培养女性司法辅佐人员，开办女子讲习班，招生约百人。

　　展厅中，还有一张来自浙江遂昌县的通行证。施晗用这件作品“复刻”了1943年浙西南遂昌金楼乡乡长涂杰一签发的民间通行文书。当时，在保甲制度影响下，普通乡民无法自由跨地域走动。若要离乡外出谋生，必须由乡长出具通行证，方能途经各处关卡。一纸朴素的乡间凭证，照见80多年前百姓行旅的艰难。

　　这些历史印记，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沉淀在家族的讲述里，刻在父辈的命运里，也藏在我们这一代人习以为常的日常之中。施晗在书写作品时，笔触随着文字内容的情感而起伏变化。1921年的毕业证书用端庄的楷书书写，透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法治救国”的理想主义；而1977年的准考证则采用工整又有些生涩的笔触——那个年代的很多考生，已经放下书本很多年，重新握笔时，何尝没有“手生”？

　　文字在这里不是审美的附庸，而是历史与生命的载体。这正是施晗想要传达的：文字的初心，是为了突破口语的时空局限。

　　在筹备展览的五年里，施晗反复追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书写？”

　　古代书法无一字无来处，无一篇无指向：诗词文赋的书写，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流露；尺牍信札的笔墨，是时代生活图景的鲜活留存；摩崖碑刻的镌刻，是社会历史脉络的金石铭刻。

　　施晗说：“步入当代，书法的阅读功能被逐渐剥离，其艺术属性被无限放大。我们在极力彰显其视觉价值的同时，消解了它的叙事内核。”

　　他将当代书法分为四种形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作为“工艺美术”的形式探索、作为“当代艺术”的观念实验，以及作为“信息载体”的本源回归。而“一代人”展，正是对前三种路径的回应。

　　书写藏温度

　　1000多年前，一名唐代男子伏在案前，举笔又落，落了又提。他要写的是一份离婚文书。他不愿像惯常那样将妻子数落一番、休弃出门，而是换了一种说法：“盖闻夫妇之礼，三世之因。”做夫妻是前世的缘分，能走到一起不容易，如今既然走不下去了，便和平分开，愿对方日后“各寻良缘、再聘贤夫”。

　　施晗的作品《放妻书》，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放妻书》。它们是唐代至宋初的协议离婚契约文书，因行文清雅通俗、情感真挚潇洒而穿越时空，击中了现代人的心房，其中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更成为网络金句。

　　在众多《放妻书》中，施晗选择了一篇较为特别的，来进行书写艺术探索——丈夫富盈是入赘的，所以离婚时要离开前妻阿孟的家。在创作时，施晗还专门写了一份“草稿”——满纸涂抹删改，墨迹时断时续，就像一个人在婚姻的十字路口来回踱步，举棋不定。

　　表面上看，唐代女性似乎拥有相当的婚姻自主权。但细看之下，一个“放”字始终握在男性手中。看似平等的和离背后，那个时代的婚姻主导权在谁手里不言而喻。

　　与这份唐代的“好聚好散”版离婚协议相呼应的，是一张民国的新式《婚书》。红色洒金笺之上，翔实记下男女双方生辰籍贯、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信息以及婚礼誓词，真正取代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庚帖。当我们继续沿着时间线前行，还能在展厅中看到一张1983年的《聘礼单》，上面所列物品涵盖吃穿用度，结尾还列出了“礼金捌拾捌圆整”……

　　当这些婚恋文书依次排列，呈现的不仅是仪式的演变，更是一代代人在婚姻上的争取、挣扎和妥协。每一张纸背后，是人们在各自年代里，试图握住幸福的努力。

　　今日美术馆创始人张宝全在观展后说，这场展览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真实生活，它超越了书法的范畴，更像一件在东方语境下，用文字和书写构成的当代装置艺术，让我们留存时代的记忆。书写不是技术的炫示，而是人的温度与痕迹的留存。

　　指向普通人

　　展厅里，与展览同名的《一代人》书法作品格外吸睛。

　　画面上，是用不同笔法书写的八组“凹凸”。不同时间段的凹凸线条形态对应不同历史阶段，比如1840年至1911年，这个时期内的“凹凸”线条孱弱、扭曲变形，代表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挣扎求存的人们；1949年至1965年，画面中的“凹凸”线条粗壮、充满力量，象征着人们找回了自我。

　　此外，“一代人”展览中的作品还呈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卖身契，写尽旧时代底层民众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悲惨处境；1912年的分书，记录着帝制终结后乡土家庭财产传承的古老秩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榨油厂股票，见证近代民族工商业在战火中的艰难生长；1953年的新中国地契，标注着土地制度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个时代的观众，都能在这些书写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导演、作家王超认为，展览通过书写与被书写，呈现出清末到当今跨度近200年的家国人民叙事，还原了中国人真实的物质与精神面貌。

　　展览的尾声，是一面贴满手写寻人启事的墙。纸张大小不一，墨迹潦草用力，成为展厅中“仓皇凌乱”的一角。寻父、寻母、寻子、寻失散四十年的兄弟——每一张都指向一个具体的人和一个尚未落地的答案。

　　施晗说，这场展览描绘的是民生，书写和观看的对象，都指向普通人：“当书写拥有了真实的情感与叙事，笔墨便不只是形式。当代书法创作者，不妨试着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字，跳出古人的文字语境，书写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自己生命的真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