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经纬

　　1896年，《时务报》编辑张坤德翻译了四篇《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引发了国人对侦探小说的最初好奇。到今年，已经是130年了。

　　回顾百余年历程，无法绕开的人物中，就有“一青一红”两位作家。青者程小青，以“东方福尔摩斯”霍桑探案名动沪上；红者孙了红，以“侠盗鲁平”奇案独步文坛。两人一写侦探，一写侠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恰如英国之柯南·道尔与法国之勒布朗，各有风光。

　　但对于他们的后期创作，所知者就不多了。

　　1950年后，昔日名噪一时的“侠盗鲁平”之父孙了红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长期受肺病困扰，又因家计艰难，一度靠变卖旧物维持生计。之后，他转向越剧编剧，以“狄弥”为笔名撰写剧本，试图在新的文艺领域寻找立足之地。“狄弥”取“籴米”之谐音，直指“为稻粱谋”的生存窘境——昔日劫富济贫的侠盗鲁平，让位于一个以“买米”为名的编剧，昔日的超然气度被置换为作家本人在贫困与病痛中的自我投射。

　　然而编剧收入微薄且不稳定，远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销。据友人回忆，彼时的孙了红住在上海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家中陈设简陋，墙上却始终挂着一幅自己手书的“鲁平”二字，似乎是对那段创作生涯的追念。

　　其晚期作品《绿色之烛》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诞生的。在这部小说中，侠盗鲁平同样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叫“狄弥”的侦探，这一与他编剧笔名相同的设定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作者本人的处境。在内容上，整部作品则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夹生”状态：它既非程小青式的“反特惊险”，亦非孙了红四十年代擅长的“侠盗奇案”。用当时论者的话说，孙了红“写得较为拘谨，不似过去写侦探小说时的豪放”。如今回顾这句话，这种“拘谨”恐怕不只是文笔的收敛，更是一个旧派小说家左右为难的写照。

　　更令人唏嘘的是，《绿色之烛》最终未能写完。孙了红在连载期间寒热甚剧，“数日不进粒米”。《大报》主编陈蝶衣曾叹道：“《绿色之烛》或将自此中断。”小说后来虽勉强续载，但终究没有结局。一个以设置悬念、收束线索为看家本领的侦探小说家，自己的晚期转型之作却永远悬在了半空。

　　相比而言，程小青的转型要顺利得多。1952年，程小青转入苏州市第一中学任教，每日清晨从家中步行数里到校上课。据其女程育真回忆，父亲在一中教书时常常将《霍桑探案》中的科学知识融入语文课堂教学，学生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先生就是名震沪上的侦探小说大家。

　　1956年“专业作家归队”的消息传来，程小青犹豫再三，离开教师岗位意味着失去稳定收入，而重操旧业写小说是否能养家糊口，谁也说不准。最终，对写作的热爱占了上风，他辞去教职，在苏州家中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重新铺开稿纸。彼时程小青已年过花甲，目力渐衰，常需在稿纸上将字写得斗大，有时写到深夜，便用冷水洗一把脸继续伏案。

　　在此后短短两年间，他先后创作出《她为什么被杀》《大树村血案》《生死关头》《不断的警报》以及由复旦大学战玉冰新近发现的《老渔父》等五部作品。程小青此次复出的背后，是他对侦探小说的深厚热爱以及对创作转型的积极探索。

　　程小青转型的五部作品在叙事取向上各有侧重。《她为什么被杀》保留了较多推理成分；《大树村血案》将被害者设定为合作社积极分子，凶手则为旧社会富农和特务，故事的核心矛盾由道德困境转换为阶级矛盾；《生死关头》则集中刻画特务贡尚烈被妹妹、妻子、外甥女等普通群众逐一识破并最终悔过自新的过程，完成了从“个人性”到“人民性”的立场转换。而《老渔父》风格尤为突出，几乎没有推理，而是以近乎武侠小说的笔法，对老渔父与特务搏斗的惊险场面进行直接渲染。

　　将这几部作品并置观察，不难发现程小青的转型并非一条单向路线，而是一次多方位的尝试。他并非简单地将旧技法套入新主题，而是真正尝试在服务新社会的写作实践中寻找一种能够接纳自己数十年创作经验的表达方式。

　　写作之余，程小青也未曾远离社会事务。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被选为民进江苏省委委员、苏州市委常委，同年又当选市政协委员。1958年加入江苏作协，1959年受邀赴京观礼国庆十年庆典。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在他晚年并行不悖，这种勤勉与坚持，使他得以在短短两年间留下五部转型之作，也为中国侦探小说在新社会中的探索留下了一份独特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