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荣高

　　2026年季夏，浙江省咨询委暑期学习会在温州永嘉县召开，其间一项重要活动是走进温州鹿城朔门古港遗址。我们沿着瓯江岸线踏访千年商港遗存，实地探寻这座“无界古港”。

　　朔门古港遗址公园规模宏大，总面积达3.59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时代连续，自唐一直延续至民国，体系完整，发现唐代以来10多段江岸，12座形式多样、功能齐备的唐宋码头与相关遗迹，以及温州古城朔门、奉恩门、瓮城、城墙等基址；遗物丰富，出土2艘宋代沉船、约30吨瓷器残片和其他各类物品，商贸之盛况于兹可见。

　　我们踏入朔门古港遗址公园核心区，3400平方米的白色气膜穹顶下，没有一根立柱遮挡视线，层层叠压的宋元码头、江堤遗迹与宋代福船遗存清晰铺展在脚下。这里有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码头、埠头、栈桥、渡亭、馆驿；这里还有运载货物的沉船和跨越山海的瓷器……港与城，互为依存；城与港，相得益彰，共同描绘出“城脚千家具舟楫”的生动画卷。

　　沿着木栈道往遗址深处走，朔门瓮城的遗迹就在脚下。考古人员在遗址上用隧道桩基加盖板的方式，把千年的城垣、江堤、陡门和栈道完整地保护在了地面之下，走在透明的玻璃栈道上，能清清楚楚看见宋元时期的城墙夯土层，看见当年的水门遗迹，看见古港的街巷地基。城、港、屿三者的格局在这里铺展开来：南边是温州古城的城墙，北边是瓯江的滔滔江水，东边靠着海坛山，隔江和江心屿的双塔遥遥相对。千年前的江心屿双塔，就是天然的航标，每一个从外海驶入瓯江的水手，远远看见双塔的灯光，就知道温州港到了。“塔灯相对影，夜夜照蛟龙”，这句古诗里的画面，从宋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双塔的灯光亮了一千年，照亮了无数海船的归航路。

　　2021年之前，大多数温州人都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穿行的望江路之下，藏着一座完整的宋元商港。那一年的道路施工中，一铲下去，沉睡千年的朔门古港终于从瓯江的淤泥里醒了过来。从东晋郭璞选址建城开始，这座古城的北门——朔门，就枕着瓯江的涛声生长。《山海经》里写有“瓯居海中”，晋代的永宁县城，本就是一座从江海之间长出来的城市。瓯江下游的深水阔岸，天然形成了风平浪静的良港，从隋唐开始，这里就有海舶往来，到了宋元两朝，市舶司的设立让这里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核心节点，北宋诗人杨蟠那句“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写尽了当年帆樯林立的盛景。

　　三号码头的月台，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月台式码头。石包土心的结构从岸边一直延伸到瓯江的旧岸线边，层层叠叠的石阶被千年的脚步磨得温润发亮，指尖抚过石面上深浅不一的凹痕，仿佛还能触到当年缆绳勒过的力道。宋元时期的海船吃水极深，只有这样的月台式码头，才能让满载瓷器的福船稳稳靠岸。站在码头的最高处往远处望，瓯江的水面泛着细碎的金光，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画面：穿着短打衣着的挑夫们排着长队，把一筐筐龙泉青瓷从码头运上岸，沿着石板路穿过朔门的瓮城，送到市区的货栈里；而来自南洋、波斯的外商，带着香料、琉璃和异域的宝石，顺着台阶一步步走进温州城，市声喧哗里，瓯语、闽南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混着江涛声，成了古港最鲜活的背景音。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为此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证：古港不仅是“天下龙泉”的盛世起点，同时也是温州作为宋元市舶重镇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温州港处于宁波和泉州港的中间位置，在龙泉瓷的外销中具有双重身份的独特优势；既可作为市舶直接进入远洋航线，又方便兼顾东海和南海航线，充当宁波、泉州的补给港，从而为龙泉青瓷大规模出口提供了坚强支撑。

　　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堆积如山的瓷片。整个遗址里出土的宋元瓷片超过30吨，九成以上都是龙泉青瓷。当年我在龙泉工作时，常常听到“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中运瓷船舶来往如织”，这正是当年从龙泉深山的窑火里烧出来的青瓷，顺着瓯江的支流一路顺流而下，汇集到朔门古港，再被装上远洋海船，销往东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的中东地区。那些没有使用痕迹的瓷片，大多是转运过程中不慎打碎的残件，成千上万件青瓷在码头装卸、搬运、装船的过程里，总有一些不慎滑落摔碎，被随手扫进岸边的滩涂里，年深日久，就堆成了厚厚的瓷片层。这些碎掉的瓷片，每一片都是一条完整贸易链的见证：从窑工的指尖，到挑夫的肩头，再到海船的甲板，最后从朔门古港出发，驶向万里之外的异国港口。

　　遗址展示馆的玻璃展柜里，那艘宋代福船的残骸静静躺在恒温恒湿的保护舱里。残长12.4米的船体，还保留着典型的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在北宋就已经成熟的造船技术，让温州制造的福船能在惊涛骇浪里安然穿行。史料记载北宋时期温州一年就能造出近六百艘海船，占全国造船总量的五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古代造船业中心。我蹲在展柜前，看着船体上鱼鳞状搭接的船板，缝隙里还嵌着细碎的瓷片和稻谷壳，考古人员在船舱里发现的渔网、铁刀、竹编器物，都在无声地讲述着这艘船最后的故事。它或许是在一个台风天里，满载着青瓷准备出海，却被突如其来的巨浪拍碎在岸边，连带着满船的货物一起沉入瓯江的淤泥里，一睡就是近千年。

　　展柜里有一只漆碗，其底部刻着“庚戌温州屠七叔上牢”的铭文，“上牢”是宋代漆器行业里代表顶级工艺的标识，说明早在宋元时期，温州的漆器就已经是远销海外的名牌产品。还有那些带着异域纹饰的琉璃残片、刻着阿拉伯文的瓷片、上千枚从五代到南宋的铜钱，都在悄悄诉说着当年古港的开放与繁华：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这里落脚，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瓯江的水，从来都不只是向东流进大海，它还把温州的漆器、丝绸、青瓷送向了全世界，也把海外的物产和文化带回了这座东南小城。

　　常言道，温州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是刻在骨子里的，而这份闯劲的源头，早在宋元时期的朔门古港就埋下了种子。“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条件，逼着先民们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洋，叶适提出的“通商惠工”的思想，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都不固守着耕地，而是靠着航海和商贸，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千年前的福船从朔门古港出发，驶向了未知的大洋，千年之后的温州人，带着同样的勇气，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瓯江的水从来没有停下流动，这份刻在城市基因里的海洋精神，从来都没有断过。

　　随着朔门古港遗址的持续发掘与遗址公园正式开园，这座国内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不仅唤醒了封存于瓯江潮声里的城市记忆，更在海丝研究、考古范式、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展现出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首先，填补海丝考古的关键空白，做实千年商港历史地位。长期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虽有大量文献记载与外销文物佐证，却始终缺少成规模、成体系的港口遗址实证，相关遗存多呈零散分布状态。朔门古港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系统揭露了12座唐宋至明清时期形制各异的码头，与隔江相望的江心屿双塔古航标形成完整呼应，集齐了码头、航船、航道、航标、城址等海丝港口核心要素，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清晰、结构最完整、遗存要素最齐备的古代港口遗址，堪称“国内唯一、世界罕见”。遗址中出土的超过30吨瓷片里，宋元龙泉窑瓷器占比超九成，且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连片的元代龙泉瓷片堆积带，直接印证了温州作为龙泉瓷外销始发港的枢纽地位。

　　其次，重构港城共生历史脉络，丰富中国海洋文明内涵。温州古城1700多年城址从未迁移，形成了“山—城—港—江—屿”独一无二的“斗城”空间肌理，朔门古港的发掘，首次清晰揭示了瓯江岸线千年变迁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从五代到宋元再到明清，不同时期的码头逐层叠压，江岸线逐步外拓，港与城始终相依相生。遗址里的多组干栏式建筑遗迹，还原了当年码头边酒肆、货栈林立的鲜活场景，与元代画家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中“帆樯林立、市井繁华”的温州港景象形成完美互证，让只存在于古籍画卷里的“一片繁华海上头”，变成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历史现场。更重要的是，朔门古港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补上了独特的思想注脚，证明了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早已孕育出活跃的海洋商贸传统与开放的商业精神，大大丰富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内涵层次。

　　第三，树立基建考古典范，探索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路径。朔门古港的发现，本身就是一次城市建设向文物保护主动让路的标志性事件：在施工中发现古石条后，当地立刻叫停了已开工的望江路下穿隧道工程，调整道路线位，为遗址保护让出空间，完成了从“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到“主动保护的文化工程”的关键转变，被中国考古学会评价为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范例。与众不同的是，朔门古港探索出了“边发掘、边保护、边阐释、边开放”的全新模式，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民生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