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陆遥

　　7月11日，北京，暴雨红色预警。

　　保利剧院门口，雨水顺着台阶往下淌，人们熙熙攘攘，撑着伞、踩着水。当晚，《苏东坡》在北京演出，1000多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不乏年轻面孔。有人已经在不同城市追了十几场，最执着的一位，追了整整18场。

　　90后北京姑娘林染，对越剧的全部印象停留在小时候陪奶奶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哭哭啼啼、咿咿呀呀”。11日晚，她陪着追越剧的朋友走进保利剧院。她本以为会全程刷手机打发时间，没想到从“乌台诗案”乌鸦般的黑影在舞台深处出现，灯光和身段营造出的窒息氛围让她沉浸其中，她的头就再也没有低下去。

　　舞台上，茅威涛褪去衣冠、摘掉髯口，一层层卸下所有行头。灯光暗下去的那一刻，台上留下的既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也是63岁的著名越剧小生，在47年粉墨生涯之后，献给观众也叩问自己的一份答卷。

　　十场梦里的两种人生

　　舞台上的苏东坡，卧于竹椅之上。

　　越剧《苏东坡》用“盗梦空间”式的手法，把苏轼六十余年的人生拆成十段梦境，重新编织。乌台诗案的惊涛、黄州躬耕的旷达、赤壁泛舟的哲思……少年与暮年的东坡隔空对话，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现。

　　坐在台下的观众、人文科普领域博主意公子说：“我看到的是一个精神叙事的重构，看到苏东坡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的崩塌和重生。”

　　为什么敢用梦境？因为苏东坡的人生里本来就装满了梦。“夜来幽梦忽还乡”是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也是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还是梦。《苏东坡》的编剧何冀平只是把苏东坡自己的精神工具还给了他。

　　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御史台的柏树上栖满乌鸦，苏轼被关在牢里，罪名是“讥讽朝政”。亲友避之不及，弟弟苏辙上书求以官职替兄赎罪，被驳回。苏轼甚至准备好了毒药，一旦被判死罪便自行了断。那一百多天，他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

　　戏里，何冀平用浓墨重彩铺开了这场精神坍塌。言官化作漫天乌鸦，遮天蔽日，苏轼被逼到将死的边缘，人生全部跌碎——然后才有了后面的“东坡”。意公子说：“从来不是我们愿意主动去改变的，是逼到将死的边缘、跌碎三观的边缘，变革才有可能诞生。”

　　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没有俸禄，只配给少量实物，一家二十多口人，日子过得很难。朋友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了一块废弃的坡地，他带着家人开荒种粮，自号“东坡居士”。那块名为“东坡”的废弃坡地，不仅填饱了肚子，更完成了一场精神重建。

　　最让人意外的一场戏是“东坡扮鬼，季常哭灵”。大理寺误传苏轼死讯，陈季常披麻戴孝前来哭灵，哭得真情实感、感天动地。忽然，正在制墨的苏东坡以“魂魄”之姿现身，逗弄起这位挚友。含胸、垂肩、脚步虚浮，标准的戏曲“鬼步”。

　　“死得好！”台上的苏东坡这样喊。

　　山西传媒学院教授白燕升在台下看着，脑子里冒出一句话：“苏轼死了，苏东坡诞生了。”

　　死去的是那个执着于“致君尧舜”的苏轼。黄州的江水、明月、泥土，洗去了他的躁动，沉淀出苏东坡的通透。他从庙堂走向田野，从士大夫蜕变为生活家——开荒种粮、研究红烧肉、夜饮东坡醒复醉。

　　当大幕落下，这份“脚踩泥土，心中开花”的豁达，也像一粒种子，悄悄落进每个观众心里——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黄州”。

　　越剧舞台的陌生人

　　越剧一百二十年，最擅长塑造的，从来不是苏东坡这样的人。

　　从《梁祝》到《红楼梦》，从《西厢记》到《碧玉簪》，越剧舞台上多的是才子佳人、书生小姐。

　　即便是《陆游与唐琬》这样的文人戏，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位南宋诗人的爱情悲剧。唐琬含恨而逝，陆游沈园重游，题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那阕词写尽了半生遗恨，读者跟着哭了近千年。但《陆游与唐琬》写的终究是“情”，仕途的失意不过是爱情的注脚。

　　但苏东坡不一样。这样大开大合的洒脱人生，长期是越剧的“陌生人”。

　　在越剧的基因里，天然亲近的是情感叙事，而不是思想叙事，细腻婉转的唱腔用来演绎“花前月下”再合适不过，但要承载“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旷达襟怀，难度陡然提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苏东坡这一题材与戏曲惯常表达的内容有着本质区别，“并不是所有剧种都能很好地塑造出传统文化精英”。

　　把苏轼的故事讲明白，不难。乌台诗案、黄州躬耕、赤壁泛舟、杭州疏浚西湖、儋州办学，每一段都足够精彩。难的是把他的内心讲清楚。何冀平在21年前就计划动笔写这个题材，直到2025年才得以首演。时间跨度之久也说明了这出戏的编剧难度。

　　传统戏曲写历史人物，往往“择一事，显一面”，抓住一个高光时刻就够了。但苏轼不行——他的价值不在“事”，而在“思”。何冀平最终选择用“梦境”串联全剧。从“入梦”到“别梦”，不讲究因果顺序，只遵循情感和思辨的逻辑。

　　越剧难得如此深入地触碰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陈先生是戏迷，也是苏轼迷。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历代苏东坡年谱、文集和评传。几十年间，他在纸页间遇见过无数个苏东坡——乌台诗案中写“梦绕云山心似鹿”的惊惶东坡，黄州东坡雪堂里“倚杖听江声”的寂寥东坡，儋州桄榔庵中“天其以我为箕子”的旷达东坡。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这位文豪，直到在杭州看《苏东坡》的那个晚上。

　　赤壁一场戏，苏东坡立于江心小舟，没有对手，没有对白，只有一段最纯粹的独唱。茅威涛的声音从空旷的舞台上浮起来，像江水本身在说话。陈先生忽然觉得，书斋里的苏东坡是“读”出来的，而台上的这个苏东坡是“活”出来的，他第一次“听”见苏轼在赤壁江心那个深夜的呼吸声。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在研讨会上评价：“越剧《苏东坡》为古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传神写貌、树碑立传。它所张扬的，是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基因。这部戏让我们看到，当代精神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根求源、找到依托。”

　　无法替代的沉浸与共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剧场看戏，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出于文化课业的要求，而是出于一种自发的、近乎追星般的好奇与热情。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一票难求，到《苏东坡》巡演中年轻面孔的密集出现，曾经被认为“只属于上一代人”的戏曲，正在以新的面貌与新的观众彼此打量。

　　这背后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能看到，现在的戏曲作品以更具当代精神的内核触动了年轻观众的情感开关。更重要的是，戏曲本身的美学魅力——那种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在视觉文化泛滥的时代反而成为了一种稀缺的“现场感”。年轻人走进剧场，寻找的正是屏幕无法替代的沉浸与共振。

　　《苏东坡》走的路跟《新龙门客栈》不太一样，不追求“爆款”式的下沉，但观众的热情给出了答案——巡演一个月内连开16场，上海场两场全部售罄，还去香港参加了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展演。

　　“《苏东坡》让我沉浸在越剧的美学里，那种全身心投入的观剧体验，是其他屏幕娱乐方式难以给予的。”林染说。那天晚上，她发了条朋友圈：“被一场暴雨和一部越剧同时击中。”

　　有观众追了多场演出，连B组演员的演出都追——这在以前的演出很少发生过。一位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当茅威涛的观众，得习惯‘颠沛流离’，不能只守着越剧的吴侬软语，还得准备好被拽进布莱希特和莎士比亚里。”

　　再看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线下演出，年轻观众占比超过七成。剧场里坐着的，不再是清一色的中老年观众。散场后，有年轻观众在门口等着“东坡先生”下班，拿着手机拍茅威涛走出剧场的侧影。

　　“谁怕”——舞台上茅威涛吟出的这句唱词，既是苏东坡的旷达，也是越剧面向未来的探索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