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潇

　　在今天的美术馆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观众站在一件巨大的装置或作品前，调整角度，寻找光线，拍下一张自己与作品的合影，然后迅速上传社交媒体。好的照片，通常会引来一众点赞。

　　上海正在展出的莫兰迪主题展以140余件原作为亮点，引来热爱时尚、喜欢“莫兰迪配色”、怀想孤独与平和的观众。打开小红书，搜索展览名，坐在一个精美的展厅中、独享莫兰迪作品的照片似乎成为打卡展览的标准照。而取景框之外，是正在等候的其他观众，他们彼此都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张看展美照。

　　有不少人对此感到不适，尤其部分艺术专业人士会认为作品成为了背景，展览成为了摄影棚，人类欣赏艺术的经验——凝视和思考——则在按下快门、上传云端的手指点触中，被迅速消解了。观众不再欣赏艺术，而只是在借助艺术展示自己。

　　然而，当我们回望绘画史、摄影史，会发现在某个重要时刻留下自己的形象，并非今天才出现。手机中的留影和云端保存的影像，都可以看作委托肖像、自画像等古老愿望在数字时代的新形式。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拍照，而是可以先追问：今天的观众在艺术空间中留下自己的影像时，究竟在寻找什么？

　　在摄影技术普及之前，肖像的保存只属于少数人。现今存放在博物馆中的王室、贵族的绘画、雕塑正是力证。普通人的生命很少能够留下视觉证据。正是摄影帮助普通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识：一个普通人的存在，也值得被记录和保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馆在中国城市逐渐兴起。上海、杭州、宁波等江南城市，至今仍时有百年家族照片被发掘出来。这些照片证明了普通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或者“曾经这样生活”。

　　在展览中的合影、自拍，正是延续了摄影最初带给人的那种冲动——确认自己的存在，并将自己放入某个值得记忆的场景之中。

　　如果说，过去的照片更多属于私人记忆，今天的留影则进入了公共空间。社交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这一现象最重要的推动力。

　　过去人们进入美术馆，通过观看作品，理解艺术家的思想、时代背景和视觉经验。今天的观众和作品合影，或者说“打卡”，则增加了一层新的关系：不仅观看作品，也观看自己观看作品的样子。展览空间不再只是艺术家和艺术的舞台，也成为观众自我呈现的舞台。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一个著名观点：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场表演。也就是说，现代人并不是简单地过日常生活，而是在不同社会场景中不断塑造和展示自己的身份。社交媒体正是主动展示的“前台”。

　　选择奢侈品消费、评选星级餐厅，都共用这套机制。最近，上海博物馆南美大展的热门社交媒体词条是“#看看你买了哪些文创#”。这是寻找认同感的公开询问。正是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原本只能在物理空间中感受到的倾向：我们不仅记录生活，也发布生活；不仅经历事件，也通过这些选择和发布，塑造自己的社交形象。

　　展览中具有高度视觉性的空间，自然就成为新的场景：大型装置作品、独特的展厅氛围、强烈的视觉效果，为每个人提供了理想的合照背景。

　　在讨论展览打卡时，我们很容易想到“附庸风雅”这个词。一个人并不真正懂艺术，却希望通过艺术提升自己的形象。如果我们从文化史角度来看，这或许将超越简单的消费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并非一种天然拥有的能力。茶、香、绘画、音乐，都需要环境的塑造以及长期的经验积累。大家观看艺术家的作品时，首先是被形式吸引，被美感吸引，被一种陌生经验吸引，然后才逐渐进入更深层的理解。

　　美术史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艺术欣赏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文化品位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参与、模仿和学习中逐渐形成的。

　　“附庸风雅”或许正是文化学习和品位积淀的起点。当一张与作品合影的照片成为观看的开始，这意味着审美的教育不是要求人在进入艺术之前已经具备相应知识，而是在接触艺术之后，逐渐形成新的感受能力。

　　然而，专业人士的批评和担忧不无道理。

　　展览的社交化实际面临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即完全迎合流量的“打卡”逻辑，只考虑追求视觉刺激，就会沦为平庸，更易导致优质的，更具公共性、公共价值的艺术经验被削弱，甚至被遮蔽。

　　真正成熟的公共文化机构，或许应考虑更具挑战、更具社会责任的道路：它不拒绝人们的兴趣，也不应停留在兴趣本身；可以从兴趣出发，但品位需要培养，最后能引导趣味走向理解。

　　当观众第一次面对一件作品，即便只是觉得“这件作品很好看”，这也意味着观看开始了。这就是趣味引导的意义——兴趣先发生，理解随后抵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与作品合影，意味着大众参与文化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它始于自我呈现与传播，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持续的公共引导，将这种参与逐渐转化为审美经验、文化理解和精神成长。而这正是今天美术馆和展览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负责人、第十届上海双年展联合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