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郎

　　戴维璞先生是家父的挚友，出生于1915年，比家父年长两岁，年轻时就读于上海正风文学院。该校以国学为重，名师荟萃：胡朴安教文字学、经学，钱基博教文学、诸子；吕思勉教史学，蒋维乔教佛学与理学，章太炎心情好时，也会来校给大家讲学。如此学术熏陶，再加上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好和钻研，筑就了维璞先生精深的国学根底。他被同仁视为杭州文史耆宿，年逾花甲仍应省市图书馆之聘，帮助校勘古籍，人称“佣书”先生。

　　“佣书”是古代对文人一种特定职业的称呼，指受人雇佣，代为抄写书籍文书者；近代，“佣书”作为一种雅称，泛指应聘在图书馆等机构从事古籍缮写、校注的专业人士。

　　父亲有古文素养，一手小楷写得清健秀润，有唐人写经遗意，退休以后，亦被戴维璞邀去发挥余热。有好几年，两人同进同出，每天去孤山省馆古籍部坐班。

　　戴伯伯曾作词两首，对这段岁月有所记录。一为《虞美人·日日赴孤山图书馆佣书挤车途中口占》：“车轮碾破西湖晓，人似沙鸥小。摊书矮几校虫鱼，赢得一身清骨伴琴书。霜华渐上潘郎鬓，莫叹流光迅。古香一榻对丁谱，此福人间哪得易须臾。”一为《西江月·佣书自况》：“不管市声喧寂，且翻古帙虫鱼。孤山深处校遗书，此乐平生独许。秃管磨残岁月，青灯照见诗腴。丁家残稿认模糊，也是前缘不负。”词中所说的“丁谱”“丁家残稿”，皆与晚清杭州的藏书名家丁丙兄弟相关。

　　丁丙（1832—1899），祖籍杭州，与兄丁申并称“双丁”。兄弟俩继承祖父所建“八千卷楼”，扩为嘉惠堂，藏书近三十万卷。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杭州战乱，文澜阁被焚，书散民间。丁丙兄弟在留下镇发现《四库全书》残页被当作包物纸，冒险入城捡拾残卷运至西溪风木庵，战后主持补抄七年，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十之七八。“双丁”由此名重后世，被视为杭州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父亲“佣书”的任务是缮抄孤本，而戴维璞则一肩双任，既要给市馆校注《丁丙年谱》，又要到省馆文澜阁校勘丁氏搜存抄录之《四库全书》旧藏。

　　《丁丙年谱》最初由其子丁立中编纂，共四卷260页，逐年详记丁丙事迹。原稿经多位友人删节、批改、调序、润色后，形成多套稿本，内容庞杂，人名书名典故错综密集，不加详尽笺注，后人很难看懂利用，工作难度和责任可想而知。

　　戴维璞对丁丙“存古传薪”事迹深为敬服，重任在肩，自然竭尽心力，效法先贤，要为乡邦打磨一部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献经典。念兹在兹，孜孜矻矻，历尽十余载，任务总算完成，先生在定稿本最后，一笔一画写上“戴维璞批注、缮写”，长吁一声，如释重负。

　　丁丙是著名藏书家，戴维璞也嗜书如命；戴家的藏书室，我年少时曾随父亲去参访过，规模虽不及丁氏，却也相当可观。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后，风日正好，我随父亲在檐下负暄读书，时间一久，不免哈欠连连。父亲见我困了，合上手中的那本《容斋随笔》，站起身，说：“看不进就不要勉强，走，我带你去戴伯伯家里转转，星期天，他不会出门的。”父亲知道老友的脾性，闲暇时间，不是读书就是习字，除此没有别的爱好。

　　戴宅离我家不远，经过城隍庙前，朝南直行百步，拐一个弯就到了。寻常巷陌，老式墙门，年份久了，石灰脱落，马头墙上布满了淡墨痕般的水渍；青砖铺路的一方天井倒还干净，墙角一丛瘦梅，已开的花和未绽之蕾，色泽鹅黄，在夕照的映衬下，皆如冰雕玉琢；檐下石阶上摆放着几盆菖蒲，只要有几滴天落水，秋冬亦能葆有一抹青绿。老宅阒静，无人应门，父亲常来，熟门熟路，径直穿堂而过。我紧随其后，第一次来，免不了好奇地东瞅西瞧。只见朝南的大房间不住人，却挤挤挨挨地排满了书架书柜，里面摞放着一叠叠一匣匣的线装书，书页中间，夹着一些阅后批注过的纸片，似乎在提示访客，这些古籍，于主人绝非摆设。

　　正房成了书库，而朝东的厢房，一榻一桌两把木椅，却成了戴先生的卧室兼书房。父亲把我牵到了戴伯伯的身前，说：“犬子读初二了，作文尚可，读经典却无书心。这次带他来府上见识见识！”戴伯伯正伏案临帖，搁笔朝我瞅瞅，问：“课余都看过哪些古书？”我嗫嚅道：“也就是《说岳》和《水浒》呗。”戴伯伯转脸正色对我爸说：“打基础，《论语》不背，唐诗宋词总还得读吧！”说着，从抽屉里找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递给我爸：“给令郎吧，我是到老都将其放在案头，有空就读几首的。”父亲把书交给了我。此书我渴望已久，一直想拥有一本，我把书贴在胸前，深深地向戴伯伯鞠了一躬。

　　戴维璞和我父亲是萧山老乡，戴先生祖籍龛山（现改名坎山），在萧山东部即今天的国际机场那一带；而父亲祖籍临浦（以前属山阴管辖），东南边已与诸暨和绍兴接壤；两家相距近百里，旧时交通信息均不畅达，即使同县，也不可能认识的。但父亲和戴维璞却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可惜两位老人生前，我浑浑噩噩，从未对他们的过往有所问及。现在只能凭想象，来猜测他们相识的因缘了。

　　戴先生出身于绸商家庭，毕业于上海私立大学，在杭州既有房产又富藏书；而父亲3岁失怙，只读了两年私塾，12岁就到临浦钱庄做了学徒，两人原本并非同一圈层之人。解放后，前者赋闲家居廿余年，一心只读自己痴迷之书；后者货殖本行，在商言商直至退休；身份和经历，并无交集之处。反复揣想，我似觉有一种可能，能使两人碰在一处，地点应该是在一家书店，或图书馆的借阅处，两人因同购或同借一册古籍，而得以攀谈相识。家父与戴先生皆嗜书。我想，有这样共同的爱好，同处杭城，相识，总有可能；相互砥砺，也才有共同的基础。

　　孤山“佣书”没两年，父亲就因老年怔忡、不良于行，辞归了。戴先生身材瘦削，面容清癯，不嗜烟酒，仍能胜任工作。那年月，到孤山交通并不方便。他总是到宝善桥搭乘公交车至玉泉，然后再沿湖步行前往。我年轻时，去工厂上下班，常会在巷子里碰到他。戴先生是一个模样和神情都有点矜持的老人：一身蓝灰衣裤，经年不变；春秋中山装，冬天对襟棉袄，夏天即使换穿了衬衫，领纽仍是紧扣着的。先生出门，习惯带一把弯柄黑伞，既可遮阳，亦可避雨，天阴路滑，就把它当拐杖用。他这种严谨的个性和静心敛神、校勘古籍的工作，倒是蛮契合的。

　　好几次我和先生迎面相遇，我以为他看到我了，连忙趋前问候。他却无视无闻，眯缝着眼，好像总是在想心事，径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一次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笑道：“千万别以为你这位伯伯架子大，老夫子就是这样的秉性，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他脑子里琢磨的，总是案头那些待校注的古书。”

　　听父亲说，20世纪30年代，戴维璞从沪毕业返杭，曾在市立图书馆等旧机构从事过文牍工作，解放初未获留用。鼎革之际，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这位沉浸于古籍的书生一下子无以适从，好在手头还有一些祖传薄产和收藏，旧宅尚存盈箱满柜的线装古籍，戴先生“投闲家居”，节衣缩食，索性过起了与书相伴的独居生活。难怪进进出出总是一人，我到他家去，也没有看到有妻小相伴。二十余年，青灯黄卷，心无旁骛，该读过多少古书，蓄积有多少学问呀！

　　1978年前后，时任杭州市文化局局长的孙晓泉，得知戴维璞仍赋闲在家，且精熟丁氏藏书掌故，特予推荐，使其以“临时顾问”和“特约馆员”的身份，重回省市图书馆“佣书”。

　　孙晓泉作为杭州徽州学研究会顾问，还将戴维璞吸纳为学会成员，2008年，杭州图书馆和徽学会联合举办“杭城九老书展”，戴先生的作品，得以与曾担任过西泠印社副社长的孙晓泉、郭仲选的法书，并列展出。

　　当年南下浙江的老干部中，不乏识才爱才的领导。戴维璞寡言少语，不擅交际，但绝非凉薄之人。孙晓泉八十寿辰之际，戴精心撰写了一副嵌名对联：“晓色喜能添寿色，泉声常伴读书声”，以表祝贺。

　　父亲去世以后，我家几度搬迁；旧城改造，戴家老宅亦已拆除，我和戴伯伯彻底失联。先生卒年，有说是2009年，有说是2010年；直到在网上看到，2016年某次春拍，有件拍品册页裱边有先生亲笔题跋：“遂安楼主藏。林风眠先生油画小品。九五杭州老人戴维璞。”说明至少95岁时，先生尚健在。

　　孤身一人，而寿逾鲐背，难道嗜书真能疗愈养生？

　　戴维璞的后半生，为《丁丙年谱》的校注和丁氏旧藏的整理，费尽了心血。年谱末尾，记载有丁丙的临终遗言：“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我想如果借作挽联，献给维璞先生，应该亦是恰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