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正红

　　汉碑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链条。“汉”对于中国的文化与艺术都有着特别厚重的分量，诸如汉族、汉语、汉字、汉印等。纵观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进程，书法艺术独立的审美价值大抵也是由汉代而勃兴的。汉碑在碑刻领域有着突出的意涵，在汉文化审美特征的确立中也有着独到的表现。汉碑除少量用篆书、或碑额为篆书，绝大多数是由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汉碑代表着隶书书法的审美高度。然而，汉碑书法审美价值的充分释放，也并非一经诞生即实现的，事实上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清代，在金石学的影响下，碑学在书法领域异军突起，形成了“碑”“帖”并峙的新局面。就书法的审美体系而言，这是件大事。在碑学书法确立的过程中，汉碑大放异彩，成为碑学支撑力的核心承载部分。

　　我们梳理汉碑的分布不难发现，大概半数出土与遗存皆在山东济宁一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在这之中，曲阜又是最为突出的地方。由此看来，曲阜不仅是孔子的故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还是一众著名汉碑荟萃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汉碑书法经典与宝藏之所在。曲阜的汉碑，从最早西汉景帝年间的《鲁北陛刻石》至两汉衔接之际的《五凤刻石》，直至东汉后期灵帝时的熹平残碑等，贯穿两汉即成体系，这在全国是独有的。其中著名的丰碑巨制如《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孔彪碑》等，它们凝结了厚重的文化分量，都是“中华老字号”。这里的“老字号”并非单指其时代的久远，而在于其共同的特征：在金石学开启的宋代，它们即被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及洪适《隶释》等著录。就这一点来讲，其醇厚的历史文化“附加值”，实非明清以来出土的其他汉碑所能比拟。

　　汉碑就其审美表现来看是非常丰富的，可谓是“一花一世界”，前人概括为“一碑一奇，莫有同者”，很有见地；我们所能见到的每通汉代碑刻，的确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像《乙瑛碑》的瑰丽雍容、《礼器碑》的清健峻拔、《孔宙碑》的蕴藉舒朗、《孔彪碑》的秀劲精致，皆成为汉碑书风的典范。曲阜有诸多著名的汉碑，其审美价值在整个汉碑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曲阜《史晨碑》是代表性的著名汉碑之一。《史晨碑》用笔精到而含蓄，线质（意为线条的质量）冲和而凝练，传统书法所讲的“屋漏痕”，《史晨碑》的用笔即属此类。我们稍稍延展一下思维就会有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汉碑的书写者平时都是书写简册的。而《史晨碑》用笔与简册锋芒毕露、笔画斩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它在汉碑笔法的表述独具类型的代表性。其波挑（隶书横画收尾时笔锋向上挑起、形似雁尾的笔法）的姿态也显得优雅纯静、变化自然。

　　《史晨碑》的结字遵循整饬而均衡的原则，它的字法可谓是简书的更加规范化，如果我们探寻汉代隶书所谓的“标准字形”是什么样子的，《史晨碑》定然会是最集中的选项之一。就《史晨碑》布局而言，严谨、整齐而不乏灵动是其突出表现，整体排布与字形风格相协调，整饬而精到的布局使之更显规范。

　　《史晨碑》具有强烈的汉隶时代特征，它体现了汉代简书在碑刻之上的规整，它将隶书周全完善而典型化。《史晨碑》以其整饬的格调将字法、结构与布局相统一，通篇中和之气跃然纸上，实现了一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审美理想。

　　那是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一位由河南来到曲阜担任鲁相的官员史晨，用碑文记叙了他请求祭祀孔子的礼制及相关事宜和物品，如今它已成为儒家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这块伫立在儒家文化核心之地孔庙内的汉碑，让儒家的义理与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以和为贵的审美价值观达到了高度和谐的统一。

　　《史晨碑》端庄严谨、平正典雅，堪称汉碑隶书规范化的代表，充盈着汉隶书风的意蕴。碑学兴盛以来，众多学者、金石家、书法家给予了《史晨碑》极高评价，万经在其《分隶偶存》中讲：“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碑》）、《韩勑》（《礼器碑》）之右。”方朔《枕经堂金石跋》讲：“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清代著名收藏家孙承泽在他的《庚子销夏记》中更称其“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最佳者也。”

　　“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史晨碑》作为汉碑隶书的典型，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普世性的汉碑审美价值。

　　（作者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山东印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