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是学风的窗口
——从《长征行》看文风与学风的关系
郑宁波 编辑 李雅南
■ 郑宁波
《长征行》是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重走长征路基础上撰写的专著。自该书2006年出版以来,由于特殊的机缘,笔者多次研读该书,2016年又作为特约编辑参与该书增订版的相关工作,还多次陪同作者实地考察红军长征路,了解作者从实地考察到写作成书的基本流程。笔者因此对该书的思想内容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把握,唯独对其文风,虽多次尝有初步感受,但向来未做专门探究。近来重温该书,侧重体味其文风。在吃透了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沉淀,再来琢磨其文风,产生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感受。笔者深切意识到,文风是学风的窗口,直接反映着学风,透过文风就可以强烈地感知学风,而学风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认清文风和学风的深刻关联,才能真正理解改进文风的深层意义。
《长征行》语言表达准确,体现了求真的学风。学术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其任务是实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所谓正确认识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达主要靠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表达的准确程度,既反映着语言文字与认识成果相符合的程度,又反映着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程度,反映着学术研究求真的程度。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长征行》将表达准确放在第一位,力求精准反映历史事实和思想观点。全书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准确反映了事物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对于长征史上争论不休的“密电”问题,作者从概念科学性的角度指出,凡是以密码拍发的电报都可叫做“密电”,“密电”的说法,若不说明其涵义,就会给人以误导。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提议用“九九电报”的概念来代替“密电”的说法,以淡化“密电”给人的猎奇感。正是秉持求真的学风,该书对长征研究中不少难点和疑点问题作出更加准确新颖的叙事和议理。
《长征行》杜绝空话,言之有物,内容充实,体现了求实的学风。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构成,能指是语言文字的发音和词形,所指是语言文字表示的对象或意义。语言表达是能指的组合,但不能止于能指层面是否好看,如果只顾能指是否漂亮,而不顾所指是否具体实在,则可能造成“能指的舞蹈”,虽然漂亮,但不中用,只是花腔。从这个角度说,《长征行》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协调,不仅表达晓畅,而且其叙述和议论都极为充实。叙述都有背景、环境、时间、人物、事件乃至细节等具体实在的内容支撑。通常,分析尤其是理论分析不免抽象化,而抽象化又未免显得空洞。该书的分析无空洞之感,甚至连精神这种高度抽象化的形态也有实在内容。比如,作者对长征精神的阐发,就结合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所知所感,呈现出真切实在、丰富具体的风貌。作者用实地考察和亲自采访获得的丰富案例,来诠释红军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用采访老红军听到的“长征就是一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来说明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通过对红军穿插乌蒙山区这个神来之笔的考察,来阐发红军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用在雪山下遇到红军后代讲述的故事,来诠释红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用扩红、筹粮等具体数字,来表现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行》平实朴素又生动活泼,体现了守正创新的学风。全书要调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等多种表达方式对长征史进行深刻解读,这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语言表达与思想内容之间关系的最好状态是深入浅出,最差的则是浅入深出。浅入深处、故作高深的文风古已有之,后来又受西学的影响,其表现或是故意使用艰深晦涩的词语,或是刻意编排各种四六句等。学问深时意气平,《长征行》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从用词来看,通篇没有使用任何艰深晦涩的词语,而是使用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就能理解的词语。从修辞手段来说,以平实的心态调动最朴素的修辞,而没有在修辞上刻意做作,生造各种四六句。实际上,脱离乃至背离内容而生造的各种四六句等,恰恰是行文教条的表现,只有思想不教条才会不执迷于四六句。从讲述的姿态来看,作者总是在平和地叙事说理,既没有幼稚肤浅之感,也没有装腔作势之味,更不抖各种机灵,不造哗众取宠之势,这是该书平实朴素的表现。
同时,该书平实朴素而不沉闷枯燥,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气象。比如,作者将红七军团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视为长征序曲,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视为长征主线,将红西路军远征视为长征尾声,提出有序曲、有主线、有尾声,长征这个撼天震地、威武雄壮的大局才算在历史上谢幕。平实朴素和生动活泼的底气都来自守正创新的学风。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站在人民立场上,以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的创新就不出偏差,不仅不会成为不痛不痒的伪创新,而是可以更自如,更活跃。思想活跃又不出偏差,文风上生动活泼起来就有底气。
文风上的弊病既有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又与个人的主观选择有关,还受个人气质和功力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文风与学风有很大关系。文风与学风基本一致,好文风反映着好学风,学风好则文风一般不会太差。文风上的问题,大都可以从学风上找原因;改进文风,则可以从改进学风做起。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