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鱼

　　加缪小说《鼠疫》中有个人物名叫格朗，他是一名普通公务员，在鼠疫期间加入一个防疫志愿组织，承担了鼠疫死亡人数统计这样一项毫不起眼但也是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格朗年轻时也曾有过美好的爱情，但妻子早已离家出走多年。格朗还有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了所钟爱的文学创作上面。

　　“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是格朗写下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或者说，这是他写下的全部作品。但这么说其实并不确切。这个句子最初的样子早已杳不可寻，因为自打一写下来，格朗就翻来覆去地在修改它，日思夜想，经年累月，一刻也不曾消停，它早被他改得面目全非。这个句子也远没有定格为它最后的样子。

　　对于某次修改，格朗往往只会满意那么一阵子，过不了多久，就又觉得句子所表达的效果，距离他心目中的理想，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为了消除这一点距离，他还得孜孜不倦地继续改。所以这个句子最后会流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个生命之谜，只要格朗的生命不息，这个句子就变化不止。

　　有一天晚上，他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而改用“苗条”来形容女骑士。有一次，他又觉得“五月份”中的“份”是个累赘，干脆去掉；“富丽”这个词也不够好，但用“肥壮”或“辉煌”似乎也不行，真是大伤脑筋。然后，“花径”被他改成了“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但“的”字实在太多了……总之，他写了有五十来页，手稿上都是同样一句话，核心意思是一位女士骑着马在跑。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词一再重复，加以不同的修饰语，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一遍遍地删改涂抹。

　　格朗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句子而殚精竭虑的过程，甚至比他的生命还要坚韧——他染上了鼠疫，医生判定他活不过今晚了，格朗让医生将书稿烧毁；第二天他却没死，不但没死，而且奇迹般地，身上出现了战胜鼠疫的征兆，连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意识到自己已经挺过昨晚生死攸关的时刻，格朗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将重新写作。他可惦记着被烧毁的那些个句子呢。

　　三十多年前读《鼠疫》，格朗就让我念念不忘。在加缪的哲学中，格朗被赋予了很重的道德分量。书中写道：“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

　　但格朗这个人物远不止道德楷模这样一个侧面。三十多年后，当我因为父亲的去世而试图写点什么时，格朗的另一个侧面屡屡在我脑海里现身——在遣词造句的某个瞬间，我仿佛也经历了格朗式的迷茫。

　　父亲生病不久，我就想着为此而写点什么。它带给我的感受实在深刻而复杂，搜索我有限的阅读史，发现别人既有的描摹和说明，并不能恰当地抚摸到我的痛痒。没有人能代替你表达，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架机器来自动扫描、读写那诸多感触，这事得自己来。但直至父亲去世后好几年，我都迟迟不能落笔。

　　所谓写，就是去理解吧。去理解，就是孜孜以求属于自己的词汇和句子的过程。写着写着，我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信与不信的故事，一对父子被疾病挟持，一边祛魅，一边赋魅，即使面对死亡，也要努力寻找希望和意义。这个主题是我在写的过程中，逐渐体会、辨认出来并赋予它的。

　　在写作《花园与父亲》这部书稿时，我没有先入为主地去写父爱如山、哀伤之类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避免了卡夫卡笔下那位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卡夫卡在其小说《饥饿艺术家》中，为我们呈现了艺术创作的另一种图景，将它与格朗的经历相比较，既相映成趣，又令人唏嘘。

　　这位艺术家阐释的主题即饥饿，是被设定的，不像格朗那样苦苦求索而不得；他对饥饿的表演也确乎得心应手，不像格朗那般才思枯竭。要真实地呈现饥饿，最好的办法不就是让自己真实地饿着吗？这位饥饿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也很努力。但结局是，他把自己给饿死了。

　　格朗则挺过了鼠疫。他是个真实的人，有名有姓，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有过一位心爱的妻子。尽管我们无从推测，那位女骑士抑或就是弃他而去的妻子的化身，但我想真正的创作，大概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作者在经历万事万物的过程当中，像是被鞭子日复一日地抽打；他不由得想要喊两声，想要找到乃至创造出恰如其分的词汇和句子，来形容、命名和标记他身在其中的此情此景——他通过这样做，锚定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获得内心的一丝平静。

　　这是一种非虚构叙事，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诗经》时代。那是一种原始的文学传统，作者从不隐瞒自己，他就是在故事里将自己真实呈现的那个人；如果他饿了，那是因为他真实地在遭受饥饿，而不像饥饿艺术家那样，只是虚拟自己正在遭受饥饿。同时他也是真实世界里大家熟识的那个人：人们相信某个故事是真的，不就是因为相信，眼前讲故事的这个人是真的吗？

　　我愿意相信，非虚构叙事代表了这样一种写作路数，它为那个古老而朴素的文学使命而生，即人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境况；而格朗式的迷茫，则是其自然而然的一个后果。有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面对涌动的、生生不息的世界，人们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冲动永远不会少——为此只能诉诸语言。但新的词汇和句子还没有诞生，这时候能够凭借的，只能是既有的陈词滥调。格朗怎么能够不迷茫呢？

　　我甚至有个偏见，认为这样一种格朗式的迷茫，是一切创作之路必经的窄门。它不是AI写作，不是流水线作业，不讨巧也不迎合。它是建立在真实地感受人何以为人这样一个根基上的写作。它笨拙地、不得法地，试图突破语言对人的围合。从结果看或许它是徒劳的，但人靠它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