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耕

　　1978年2月，在“春天的故事”里，我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不久，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场大讨论中显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引导着我“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下“不解之缘”。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我的专业，而且成为我的信仰，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中。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然而，我最初选择哲学实属意外。中学时期，我主要的兴趣是在数理化方面。所以，我最初志向是报考数学。但是，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告诉我：哲学是一个诱人的智慧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更适合学哲学。就是这一次谈话，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从此，我踏上一片神奇的土地。回望我走过的路途时，我发现，哲学对我足够“深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从“误入”哲学转变为“钟情”哲学。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我的这一心路历程的牵引线就是，哲学关注着人，关注着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规律。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都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可以说，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实际上构成了哲学的拱心石。哲学总是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和把握，因而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人生观。

　　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或者说，人生观本身就是世界观问题。这是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但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凡是顺历史规律而动、推动社会发展者，就可以流芳百世；凡是逆历史规律而动、阻碍社会发展者，就会遗臭万年。

　　这就是说，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而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换言之，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因为如此，学习哲学，能够培养人的高举远慕的心态、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慎思明辨的理性，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正是哲学，使我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寻求、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重读马克思”中“走进马克思”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1995年，我在《中华读书报》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的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再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样一个特殊而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局限，同时，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所在。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又进行了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揭示的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拜物教”意识，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见物不见人”。这是无知与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其旨趣就在于，通过改变世界，“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出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在我看来，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同时，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必然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索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探讨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因而成为一门科学。抽掉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成为无魂的躯壳；抽掉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70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由于所解答、所关注、所指向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

　　在同现实的“对话”中“重读马克思”

　　马克思既是哲学家，又是革命家，是二者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又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二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重读马克思，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我一直认为，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不管哲学在形式上如何抽象，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从其产生的根源来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现实的，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现实课题。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因而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由此都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关注这一现实，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并引导现实。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

　　哲学应当也必须关注政治，凸显自己的政治性。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指出：哲学和政治的“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同时，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哲学的政治效应体现和实现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哲学就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知识内容而体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消极悲观的存在主义哲学同样如此，高深莫测的结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正因为如此，我重读马克思是在同现实的“对话”中进行的。在同现实的“对话”中重读马克思，使我切实感受到一个“鲜活”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