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国霞

　　1899年，身患疟疾的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多看了一眼“龙骨”药材上的不规则符号，尘封3000余年的甲骨文得以面世。“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的竭力研究，将中国信史、汉字史、书法史向前推进至殷商时期。殷商甲骨文也因此位列“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高度符号化，是甲骨文成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与书法形式的关键。其并未有严密的笔法、结体等规则。尖、平、斜、锥等不同性状的刻刀和龟、牛、鹿、猪、虎骨等材质，制约着契刻的深浅、直曲、虚实等。刀法亦随机调整，如大字逾半寸，单双兼施；小字如米粟，多为单刀。郭沫若誉契刻者为“殷世之钟王颜柳”，但水平、习惯个体差异大，形成多元的契刻艺术。

　　甲骨文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接颇为秩序化的金文。已出土的约15万片上共刻有4500多个不同的文字符号，记录卜辞、天文、战争等社会百态，被称为“商代百科全书”，由此也保留了最多元的象形意趣。如“卜”“兆”等字来源于占卜兆纹的象形。商《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为最早记录车祸者，上有两个“车”的象形字，一是横轴断裂表示车已坏，一是车厢朝下两轮朝上，表示翻车了。这类字，一字数言又一字多形，不仅给观者带来立体的画面感和无限想象，还根据字义随机调整字形，拓展了艺术演绎的表现力，也是“阅读书法”最内涵直观的表达。

　　千变万化的甲骨形状及布局拥有书法中最多元的幅式美。一版可记事一件或多件，组成多个字群，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北图5405”号甲骨上契刻卜辞36条。各字群的契刻时间、作者时有不同，同版的契刻风格包罗万象。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有四组刻辞，背面有两组，差异颇大。字群内的排列顺序亦是多变，非卜辞类以直下左行为主；卜辞类有竖列左起右行或左行、右起右行或左行，有横排单行，还有往某方向排布后掉头者等。多元的排布顺序活跃着整体的空间节奏。

　　字群间除用留白来相隔，龟甲类常有“顺兆”“迎兆”的习惯，整版有如多个大大小小伴水而居的村庄航拍图；骨版类常有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般在字群间加刻“界划”以示独立。兆纹和界划的直曲、正斜、纵横、长短、粗细等多随机，生发出形形色色的章法形式。不论是否有界格，字群组合亦颇为自由，多者似满天繁星，或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少者零星几字，空灵似“寥寥几点映苍梧”。或规整匀称，或左宕右突，还有正反两版遥相呼应者，加上占卜和残损，一版一式，出其不意。中堂、扇面、对联、条幅、斗方等形制一应俱全。其无限的可能性，后世难以比拟。

　　天真烂漫的甲骨文，脱不开时代浸染。董作宾以“书体”为十项断代标准之一，将270余年的甲骨文发展分为五期，虽后世多有调整，但仍具典型性。武丁时期雄浑豪放，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左侧刻辞有如颜真卿般雄壮，同期也有精细小字；祖庚祖甲时期整饬静穆；廪辛康丁时期虽潦草率意，但也多了些意趣；武乙文丁时期劲峭规整，如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的32028号甲骨刻辞；帝乙帝辛时期寓隽秀于匀称，如《甲骨文合集》中的35361号甲骨刻辞。当然，风格变化过程漫长，每期皆极尽变化之存在。

　　甲骨文的面世，迅速拓展了20世纪书法篆刻艺术的格局，多位书家学者用各自的笔、刀激活着甲骨文旺盛的生命力，如罗振玉的端庄圆劲、丁辅之的清雅静穆、郭沫若的奇趣变幻、董作宾的清润俊朗、王襄的浑厚古拙、简经纶的劲挺灵动、胡小石的苍劲放逸、潘天寿的刚健开张、沙曼翁的松活洒脱等，铸就了独有的艺术高峰。

　　甲骨文艺术探索仅逾百年，世人对其缺乏充分的审美认知，专业院校也少有专门的课程，但其为深耕传统、激活创造力、突破时风的底气和抓手，吾辈当协力发掘和弘扬。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