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坚

　　翻开手边这本陈奇佳所著的《夏衍年谱》，看过几页，思绪也不由得随着编年体的牵引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与会林、绍武一同前往北京东城北小街的夏衍寓所，第一次拜会这位文坛前辈的情景。那时我们正着手整理“夏衍研究资料”，对夏公既敬仰万分，也揣着满肚子疑问待夏公解惑。事不凑巧，夏公正赶校一篇长文，无暇深谈，最后留下一句“有问题来找我”，此后十余年，我与夏公多次会面、通信，诸多史料悬疑得到了夏公巨细靡遗地斧正。

　　我曾说，夏公一代人“承担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最沉重的一页，他们托举了中国20世纪的辉煌”。这是我在夏公身边所感受到的最深切的体认。90年代初，我已萌生为夏公立传的想法。1995年初他离世后，我感到这个工作已成为一个急迫的任务。鉴于夏公一生交游广阔，于戏剧、电影、文评、翻译、新闻、出版乃至隐蔽战线等多有涉猎，相关史料浩如烟海，尽管前期已有丰厚的研究基础，一人也恐难以胜任，我找来了陈奇佳与我一道开展研究工作，其时他是我的研究生，已开始展露出青年学者的学养与锋芒了。历时两年多，《夏衍传》终于成稿，并于1998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写作过程中为力求真实，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各种史料进行搜集、甄别与考证，但因力有不逮仍不乏遗憾之处。

　　近二十年后，有赖于《夏衍全集》及其他相关研究资料、史料的出版、披露，我们重新对旧作进行了修订，增添近四十万字，加强了细节的考据性与史证性，其中陈奇佳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当我听说洪治纲主持的浙江省重大文化工程“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将《夏衍年谱》的编订纳入计划，并令陈奇佳来主持这项工作，我是十分欣慰的，《夏衍年谱》既是对现有夏衍研究资料空白的一个弥补，也是《夏衍传》研究工作的延续。

　　如果说《夏衍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夏衍的生平画卷，那么《夏衍年谱》就是这幅画卷最为严谨的题注与索引。陈奇佳将夏衍置于宏大的历史语境中，使得年谱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年轮，更是时代风云的折射，清晰地展现了夏衍与其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夏衍的一生跨越了五四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多个重要历史阶段，其个人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与革命史。通过年谱的逐年编排，夏衍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完成从实业救国者到革命文艺家的转变，如何以剧作家、电影艺术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参与并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同时，年谱为夏衍的创作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时间坐标。夏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剧本、电影、散文、杂文、评论，此前由于战乱文献散佚、笔名繁复、版本沿革不清等原因，许多作品长期以来未见收录，或存在写作时间、发表背景语焉不详，甚或存在讹误的情况。年谱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全面考索、整理，逐一厘清了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发表、修改、上演、出版等关键节点，形成完整的时间序列，并对先前研究中的一些讹误进行了考辨订正。与此同时，年谱还特意提示了一些未收录于《夏衍全集》的遗篇信息。总体来看，年谱为追踪夏衍创作重心与风格的演变、分析其生平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建构版本流变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此外，年谱还注重展现夏衍的人际交往网络，与鲁迅、郭沫若、田汉、曹禺等文化名人，与周恩来、潘汉年等共产党人的交游往来，能够在各自的年谱中形成互证，偶有相扞格之处，均有详细考证供相关研究者备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在隐蔽战线与文艺统战方面的诸多工作与功绩散见其中，还原了他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将共产工作融入日常交往的历史情境。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与保密纪律，这类史料的考辨颇为不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有待诸方家指正。总体而言，这使得年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注脚，成为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政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年谱是一种严格的历史档案式的记录。年谱的价值，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准确与完备。年谱广泛吸纳了21世纪以来新涌现的文献资料——包括报刊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家藏资料的公开等，将这些以往难以见到的原始资料融入年谱之中，体现了当前夏衍研究的最新进展。更为可贵的是，年谱并非史料的简单罗列，而是始终伴随着考述和研究工作，尤其是与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相冲突的史料，择其可信者，均在辨析与互证的基础上录以备考。

　　年谱的编撰历来都是困难的，作为“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夏衍年谱》不仅是夏衍研究的最新标志性成果，也是现代文学史料学领域的一部佳作。对于研究者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是走进夏衍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