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文丽

　　去年，我出了两部诗集，一部旧体诗集，一部现代诗集。回望四十余年写作历程，诗歌始终伴我同行。

　　我的起点并不顺利。因数学不好，两次高考失利，招工进了邮局，被分配到一所大学的邮政所。白天办汇兑、卖邮票，晚上读电大。工作间隙，我就伏在柜台上写诗，后来作品陆续发表，获了一些奖项，被录取到复旦作家班脱产进修。结业后考入《杭州日报》，成为副刊部文化记者。大前年，还收获一枚“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回望来路，从高考落榜青年，到新闻战线人员，再到笔耕不辍的作家，当初，是诗歌让我完成了“逆袭”。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年来，成长记忆、家族来处、日常的山水风物，反复进入我的写作。西湖是我书写最多的地方，曾出版西湖主题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被评为杭州城市礼品。此后又历时近十年，完成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书写家族史和女性的命运。

　　写作《外婆史诗》期间，生活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其后多年，我一边工作，一边抚养一对年幼双胞胎，在职业女性、母亲和写作者之间不停切换。做饭、洗衣、开家长会、赶版面、给蹿个儿的儿子们送夜宵，生活被切分得细碎而紧张。出身军人家庭，又是家中长女，我并不惧怕困难，生活的常态本就曲折，面对命运，能做的唯有接受，然后继续向前。

　　陪伴孩子们走过小升初、中考等阶段，直到他们相继长大、出国求学，我迎来了空巢，不久又逢疫情，生活节奏骤然放缓，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完成了《幽暗时刻》《暮春之初》《廿四间头孤雁》等短篇小说，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与旧体诗不期而遇，开启了一段新的写作旅程。

　　我与古典文学的缘分由来已久。童年时，父亲书架上那本纸页泛黄的线装《唐诗三百首》，是最早的文学记忆，完成电大毕业论文《论老庄哲学对陶渊明思想的影响》时，我刚二十岁。自小生活在西湖边，我家周围曾留下诸多女性书写者的历史印记：李清照的清波门，林徽因的蔡官巷，陈端生柳浪闻莺对面的旧居。行走其间，我常想，自己对诗词的一往情深，或许也与这片水土文脉相关吧。

　　我自2019年起开始系统创作旧体诗词，将杭州山水、西湖四时、日常工作见闻和感受，纳入了古典的格律之中。我写西湖的春夏秋冬，也写父母菜地里的寻常日子。写带队赴下姜村采访，也反映“西湖柳树被拔”等城市公共事件。因长期写作新诗，我在创作旧体诗时，不太拘泥成规，会保持表达的开放，我觉得城市的孤独、网络世界的喧哗乃至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进入格律，成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

　　在实践中慢慢发现，新诗与旧体诗，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互滋养，格律看似限制，实则帮助语言建立边界，使表达更凝练、含蓄。在信息密集、情绪过载的当下，旧体诗所提供的，或许正是一种“节制的自由”。2025年7月，旧体诗集《只衔花气与多情》出版，收录了我六年来创作的246首诗词作品。对我而言，写旧体诗是一种自然的生发，是生活的调适与点化，也让我以更从容的姿态面对喧嚣和风雨。

　　南方，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季节在这里有着清晰而缓慢的刻度：雨水、节气、草木的荣枯，与人的生活彼此呼应。历史的回声、民间的日常、山水与劳作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渗入我的性情，也影响着我对语言的理解，让我在写作时学会放慢、克制，学会谦卑与耐心。江南于我，不仅仅是居住和工作之所，更是一处安放语言和心灵的精神家园。许多诗意并非来自宏大主题，更来自生长于日常的吉光片羽。2025年10月，我的现代诗集《劳作与花开》出版。全书以“立春”“谷雨”“芒种”“白露”“大雪”分辑，在节气的推移中展开书写。爱与美、劳作与日常、内在精神与外部生活，在时间的循环里彼此照见。书中既有短诗，也有组诗与叙事长诗；我写劳动，写技艺，也从女性的视角书写江南，向古典精神致敬。我试图通过诗歌连接传统和当下，让个人经验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让劳动的价值被重新感知和照见。

　　捷克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常将体力劳动与写作并置思考。在《写诗的手》中，他写道：“这双手曾握过犁，也曾捧起面包和泥土。如今，它只握着笔，在纸上耕作另一种麦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诗歌被赋予了无法替代的重量。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诗歌之所以仍具顽强而独特的生命力，正因它深深扎根于写作者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之中。

　　童年时，外婆常对我说：“只要有一双手，苦日子也会开花。”她还说：“人的一生，像手上的茧子，磨厚了，才顶用；也像腌咸菜，石头压得越重，滋味越香。”外婆不识字，她的话很朴素，却让我铭记至今，教会我理解命运与时间，更让我坚信人生的磨砺，终将转化为内在的滋养。

　　诗，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愿我们都能在永恒的劳作中，听见花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