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能源系统转型与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已成为绿色转型的核心内容。2020年被视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元年”，此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中国并非在既有高碳路径上做减法，而是在生态文明框架下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从0到1”的开拓之路。“双碳”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实现，必须依托政府基于社会绿色共识进行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形成“上下结合”的治理格局。

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

　　■ 庄贵阳 王思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十二项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战略部署，通过一整套制度供给和政策工具。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挑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加剧，能源系统转型与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已成为绿色转型的核心内容。《科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全球已知的16个气候临界点中已有多个处于危险状态。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全球气温升幅有较大概率突破《巴黎协定》设定的1.5℃温控阈值，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错综复杂：基于化石能源的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制约了“双碳”行动的决心与力度；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阻碍了绿色技术的全球扩散与开放合作；公正转型机制的普遍缺失，削弱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减排合力。

　　尽管挑战严峻，但全球迈向碳中和的竞赛已然开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在于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阿联酋共识》虽已提出“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方向，但具体实施路径充满博弈。过早退出面临资产搁浅与沉没成本压力；退出过缓则可能错失产业革命机遇，并因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续下降而承受市场淘汰压力。此外，基础设施与产业的“高碳锁定”效应是必须破解的难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在经济逻辑上具有必然性，悬念仅在于其时间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大会上，受部分资源国阻力影响，与会国家最终未能就淘汰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达成明确共识，这再次表明此项转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实践与行动

　　2020年被视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元年”，其标志性事件是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目标，这一庄严承诺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也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低碳转型进入新阶段。

　　此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体系和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并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碳市场建设等方面加速推进。

　　5年来，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取得超出预期的显著成绩，以光伏制造业和电池行业为例，过去5年，中国光伏制造业以每年26%左右的速度增长，电池行业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绿色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2.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60.9%，超过化石能源。2024年，全国每发10度电，就有4度来自清洁能源。

　　可以说，“双碳”目标提出至今5年多来，已从最初的战略愿景全面拓展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场景。从国内发展来看，在政策体系方面，我国已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在市场机制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并明确了全国碳市场中长期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在产业发展方面，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已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了重要力量；在调控方式上，我国正系统性地推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相关制度设计已进入实质性部署阶段；在试点示范层面，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继前期低碳城市、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后，目前正深入开展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建设，旨在探索差异化的转型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其内在逻辑在于以“降碳”为战略牵引，带动污染减排、生态扩容，最终落脚于经济“增长”，从而实现高水平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统一。“双碳”目标通过其约束与引领的双重属性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持续压缩高碳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为绿色技术、产业与投资锁定了一条长期的战略赛道，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领域汇聚，从而系统性重构经济动能，最终塑造出以绿色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

　　中国并非在既有高碳路径上做减法，而是在生态文明框架下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从0到1”的开拓之路。中国的“双碳”进程，依托坚定的目标导向、超大规模的市场与独特的制度优势，正持续引导低碳投资、降低绿色技术成本，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在2025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设定了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至10%等一系列量化与定性指标。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担当，也彰显了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决心。

　　推进“双碳”工作的路径与方式

　　“双碳”工作绝非单一的能源或技术问题，而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系统性变革。传统高排放产业的退出可能引发就业压力、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小企业转型困难等问题，这也正是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公正转型”的核心议题。绿色转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显著的“摩擦成本”：能源结构转型可能短期内推高用能成本，导致生产端成本上升与消费端福利受损；区域间转型进度的差异也会引发公共政策压力。此外，在转型初期，可再生能源因成本较高、供给间歇性强等特点，政府需要通过新能源补贴政策承担一定的“绿色溢价”。

　　因此，绿色转型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实现，而必须依托政府基于社会绿色共识进行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通过碳定价等政策工具干预外部性，进而引导市场力量推动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转变。其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对碳排放进行管制或定价，抑制传统高碳产业的扩张，同时培育和壮大新兴绿色产业，最终实现产业的替代与升级。

　　我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上下结合”的推进机制，积极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既通过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压实责任，也运用碳定价、绿色标准等市场化工具自下而上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必须将“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贯穿始终，从而系统性降低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与社会风险。

　　当前，全面绿色转型仍面临诸多政策挑战，包括约束性措施偏强而经济激励不足、政策工具碎片化、绿色价值尚未完全融入主流发展模式等。为此，必须打好“制度组合拳”，系统性统筹约束与激励，将“公正转型”理念前置到发展规划与政策设计中，并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可预期性，稳定市场与社会预期。

　　发挥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导向作用，完善以碳市场为核心的碳定价机制，本质上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促使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进程中主动作为，充分释放能源要素的生产潜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

　　全面绿色转型不能仅依赖自觉，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碳排放的真实成本纳入生产者、消费者与创新者的决策核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这意味着碳市场不应再被简单视为履约工具，而应被定位为驱动中国经济系统性转型、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战略意义远超一般的政策工具。

　　同时，必须将“低碳韧性”深度融入国家发展进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系列评估报告显示，国际认知已从关注气候影响与适应，转向倡导“气候韧性发展”，这标志着气候风险已被视为内生于发展过程的变量。因此，将低碳目标与韧性建设有机结合，贯穿于基础设施、产业规划与空间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