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平 通讯员 吴雅兰

　　“医生，我们想选最好的，是不是直接做第三代？”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诊室里，类似的问题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不是数字越大，技术越先进，成功率越高？

　　北京时间2025年12月23日晚11时，国际顶尖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为这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提供了清晰的科学回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荷凤领衔的团队通过严谨的临床研究发现：在严重男性不育患者中，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PGT-A），并未展现出比常规“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ICSI）更高的活产率。

　　这项针对严重男性不育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不仅规范了PGT-A技术的临床适应证，更像一把尺子，重新丈量了辅助生殖领域中“技术选择”与“实际效益”之间的距离，为国际诊疗指南提供关键循证依据，有望显著降低不孕治疗成本，让更多家庭受益。

　　两代技术“打了个平手”

　　在中国，每年约有5000万不孕人群，其中40%左右的原因可追溯到男性一方。少弱精症，是男性不育中常见的诊断。

　　对于严重男性不育的患者，究竟是选择常规的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ICSI），还是在此基础上，“加码”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A），以筛选出染色体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

　　“很多患者抱着‘既然做了，就做全’的心态，认为PGT-A能提供多一层‘保险’。”黄荷凤院士坦言，“这种‘保险’是否真正转化为更高的抱婴回家的几率，此前缺乏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自2018年起，黄荷凤院士团队联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4家生殖医学中心，启动了一项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最终纳入了450对严格筛选的夫妇：男方为严重少弱精症患者，女方年龄小于38岁，双方染色体均正常。

　　“我们只聚焦核心问题：在同等条件下，添加PGT-A这一步，能否带来更好的结果。”团队成员林仙华教授解释。

　　一年的跟踪结果显示，这场比较最终走向了“平局”。ICSI+PGT-A组与常规ICSI组在一年累积活产率这一终极指标上，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也就是说，对于这类特定人群，增加一笔不菲的费用和一轮胚胎活检操作，没有换来更高的成功生育机会。

　　“研究结论很明确：在严重男性不育但夫妻染色体正常的夫妇中，PGT-A不应作为常规推荐。”黄荷凤院士总结说。

　　技术并非越复杂越好

　　“医生，我们要做就做最先进的第三代。”这是生殖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频繁听到的请求。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黄荷凤院士多次在科普中澄清，“试管婴儿的‘第一、二、三代’，是根据不同临床需求发展出的不同‘工具’，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取代’关系。”

　　她打了个比方：第一代试管婴儿（IVF）像“自由恋爱”，让精卵在体外自然结合，主要解决女性输卵管等问题；第二代（ICSI）则是“包办婚姻”，由医生在显微镜下将单个精子直接注入卵子，专攻严重男性不育；第三代（PGT）是在前两代基础上增加的“婚前体检”，主要用于筛查胚胎是否携带特定的遗传疾病或染色体数目异常。

　　“每种技术都有其明确的‘靶心’。”黄荷凤院士表示，这项最新研究正是精准地界定了ICSI这把“箭”的靶心范围——对于染色体正常的重度少弱精症男性，单纯使用ICSI已经足够。

　　这一发现与她在2024年和北京大学乔杰院士团队发表于《柳叶刀》的另一项研究形成了呼应。该研究显示，对于非重度少弱精症患者，使用ICSI相比第一代技术（IVF），反而可能导致可用胚胎减少与累积存活率下降。“两项研究从不同角度划定了辅助生殖技术的合理使用边界，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技术并非越复杂越好，适用才是关键。”黄荷凤表示。

　　回归自然与简单

　　在辅助生殖技术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更多干预、更复杂操作”有时被等同于“更先进、更可靠”。然而，黄荷凤院士团队基于多年子代健康随访的研究，提出干预本身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我们通过对辅助生殖技术（ART）出生子代的长时期健康追踪发现，很多成年期慢性疾病的源头，可能追溯到生命最早阶段、配子（精子和卵子）时期的表观遗传改变。”黄荷凤院士由此创新性地提出了“配子源性疾病”理论。

　　这一理论表明，辅助生殖过程中的外界干预，可能对配子造成微妙的、非基因序列的改变，并影响后代长期健康。“这意味着，助孕过程中，我们应秉持‘最小有效干预’原则，减少对配子的人工干扰。”她解释。

　　一组来自浙大妇院的长期随访数据提供了佐证：随访至18岁的子代中，IVF、ICSI和PGT-A技术的出生缺陷率分别为4.82%、5.66%和7.14%（我国自然人群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5.6%）。“虽然这些差异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它提示我们，技术的复杂化可能伴随不确定性的增加。”

　　那么，面对选择，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标准？

　　“首先要明确病因，精准诊断。”黄荷凤院士强调，“然后遵循一个原则：在能达到生育目标的前提下，技术越简单、越贴近自然生理越好。”她指出，医生的责任是依据最高级别的证据，为每一对情况独特的夫妇，量身推荐最有效、最安全，也是最经济可及的治疗路径。

　　“辅助生殖的终极目标，是帮助家庭获得健康的孩子。”黄荷凤院士说，“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用科学的证据，引导技术回归这一初心，不是追逐炫酷的技术，而是选择最合适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