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莉丽

　　带着震撼感看完《遥远的普若岗日》，这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之作，超出了我对于一般主旋律电影的审美期待。我所看到的，远不止西藏羌塘这片位于海拔5000米之上冰川高原的旷远与壮丽、援藏干部所付出的奉献与牺牲，更是大美风光背后人类在自然法则、生命意志之间艰难抗争的精神缩影。

　　影片从2010年参与援藏的大学毕业生童小凡的视角开启，展现外来者来到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在承受来自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严苛挑战的同时，也逐渐被这片土地的人、事所吸引、温暖以及感化。普若岗日心形的冰川谷摄人心魄的美感，和童小凡与洛桑乡长之间的浪漫情愫相互映照，谱写出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她和其他援藏干部一样，在艰辛日常中日益滋生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爱意。这是《遥远的普若岗日》的前半部分。但后半部分，影片逐渐偏移地域风情叠加援藏干部奉献精神的叙事框架，将叙事空间拉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双湖区牧民在这个“人类生理极限试验场”中经历“闯入”到“搬离”两次相反方向的历史性迁徙为经纬，编织出一部关乎生存、牺牲与精神重生的时代史诗。

　　“凿冰取水”“围炉取暖”等艰难的生活常态，以及几条鲜活生命的消逝，奠定了影片充满悲情的叙事基调。难产的妇女因为无法跨越冰川获得及时救治，最终“一尸两命”；千里迢迢请假来和丈夫一起过年的妻子，因缺氧突发疾病而遗憾离世；洛桑乡长为救牦牛，最终坠入冰窟牺牲。而对于援藏干部而言，更大的牺牲还来自于精神与情感的代价。年轻干部不但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遭受身体伤痛，更因为环境的艰难而纠结于“逃离”还是“留下”的心理抉择；远离家人的干部则成为孩子口中的“电话爸爸”，承受亲情的精神折磨。影片不满足于遵循传统的奉献叙事，而代之于对援藏干部真实精神世界的剖析与展示，不仅仅体现出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更诠释了影片宏阔的现代性视野。正如导演蔡宇所谈到的，他试图通过“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发展”三个维度彼此交织的复调声音，来完成富有思辨意味的哲学思考与价值理念阐发。

　　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影片摒弃了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保护与被保护的二元对立思维，描摹人在自然极限下的奋力生存，是生命意志的悲壮彰显；而后期“生态搬迁”的决策，则是人类在更宏观的认知下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敬畏与主动协调。普若岗日冰川，作为片中最重要的视觉与精神象征，既是严酷自然的化身，是生命禁区的边界，同时也是滋养草原的水源，信仰寄托的圣境。这种多重象征意义精准诠释了藏文化中人与自然那种互渗互敬的复杂关系。

　　在“传统与现代”的维度上，影片没有将“搬迁”简单处理为落后奔向现代的线性进步神话，而是直面这一过程中伴生的精神阵痛与身份焦虑。“家园”在片中是一个复合的、流动的概念，它既是物质性的草场、帐篷与牛羊，以及亲手搭建的屋舍，更是一整套嵌入山川河流的生活方式、与山川神灵共存的宇宙观，以及那份在极端环境中淬炼出的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尊严。老牧民抚摸斑驳的鞍具时的沉默等细节，细腻地刻画了人们在面对故土与新生活之间的拉扯、徘徊与最终的理解。童小凡从“闯入者”到逃离，最终又义无反顾地回来，并逐渐向下“扎根”的过程，正是传统与现代双向输出与救赎的象征。

　　在“坚守与发展”的维度上，影片则触及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现代性母题：在全球性的城市化、生态危机与文化同质化浪潮中，任何群体其实都面临着如何在发展中守护自身文化连续性、如何在变迁中安放灵魂的终极问题。《遥远的普若岗日》无意于谱写一首怀旧的挽歌来迎合抚慰文化乡愁的期待，而是对将来展现出一种充满韧性的展望——家园，可以在迁徙中被重新定义；文化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其应对剧变、融合新生的能力之中。因此，《遥远的普若岗日》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类在追求发展、应对变化、寻找意义道路上的共同处境与精神渴求。

　　该片运用大量航拍与大远景，展现普若岗日冰原如上帝额纹般的浩瀚脉络，以及羌塘草原在极端气候下呈现的如同外星地貌的粗粝质感。自然的绝对威严与永恒感，以及人类活动的微如尘芥感，在视觉上也完美呼应了影片“人与自然”等命题。而在拍摄牧民迁徙时，从高处俯瞰的蜿蜒车队或羊群，在无尽荒原上划出一道细线，构成了人类生命意志在宏大时空坐标中刻下的悲怆诗行。这些影像背后，是片方深入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腹地，最高拍摄点达5800米，62天高海拔作业，3000公里以上的转场路程。在当今特效技术已经可以虚拟任何奇观的时代，摄制组选择以肉身奔赴现场，让摄影机的镜头、主创的身体与那片土地的真实气候、空气与光线发生最直接的物理性接触。这种“在场”的拍摄，使得影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浸透着一种无法被数字模拟的、带有生理痛感的真实质感，令人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不但故事取材于包含浙江干部在内对口支援西藏的真实背景和事件，同时也是西藏与浙江两省区宣传文化系统对口支援与深度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从策划到制作、上映，全流程的两地合作模式，为影片在题材开掘、发行传播上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也为这个时代如何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践行的优秀样本。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