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韵平

　　近期，《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一批影视剧的热映，再次引发各界对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探讨。

　　因为题材的特殊性，抗战剧在中国影视剧版图中一直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文化娱乐产品，更是历史记忆的承载者、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和传递者。从《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到《亮剑》《历史的天空》，那些经典抗战剧早已成为激发国人共同情感的精神锚点，深深刻在几代人DNA里。

　　但自2010年前后起，一批“抗日神剧”开始泛滥，“手撕鬼子”“包子藏雷”“子弹拐弯”“‘八路军’抹发胶住别墅”等各类“反智”“雷人”的桥段密集刷屏。为图省事、博眼球、赚快钱，一些创作者不惜胡编乱造、戏说恶搞，以反常识、反逻辑、反历史的悬浮剧情替代严谨叙事。

　　相比这些“抗日神剧”，近几年来，抗战题材影视剧整体展现出相对高的品质水准。一个总体感受是，在长剧领域，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少了，观众的接受度也越来越低，而一批真正优质抗战剧，银幕表现十分强势，不少作品被网友赞为“神作”。

　　比如《南京照相馆》，上映20余天票房和口碑仍在“狂飙”，其亮点之一就是把观众的眼球聚拢在一家小小的照相馆内，将7个普通人的故事和命运置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下来讲述。没有“神剧”那样浮夸的情节，没有多么酷炫的技术和宏大的场景，表达也比较克制镇定，但丝毫没有削弱影片的张力，反而让观众更真切地被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微光所戳中。

　　当“抗日神剧”日渐退场，取而代之以更多叫好又叫座的“神作”，它们把根深扎在历史的土壤中，以匠心和真心与观众建立起情感链接，这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影视剧创作生态的价值重构。从中，我们读出抗战剧的两重发展态势：

　　第一重，创作走向成熟多元。如何依托影视作品讲述这段悲壮的历史，反映创作能力，更折射历史观。“神剧”能够面世，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创作者对抗战题材缺乏恰到好处的表现能力，从而滑向一个叙事误区：试图以拙劣粗糙的情节、浮夸失真的表演为作品的张力进行找补。表面是创作技法失当，实则暴露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对抗战历史的错误理解。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以《南京照相馆》为代表的一批抗战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叙事模式不再单一，选题视角更加多元，情感表达也偏向理性，整体展现出更为高级的表达质感。这些进步证明了，无需以“雷”和“神”为噱头，抗战剧也能做到艺术性、思想性和历史教育意义的多维度统一。

　　另一重，观众认知日益理性。“抗日神剧”一度火爆，也是因为曾经存在市场需求。“神剧”的走红折射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代偿心理——当剧情将我们代入这段沉痛过往，出于内心的朴素情感，观众难免会心生“痛打鬼子”的期待，乃至可能对一些违背常识的“奇功”“神技”也来者不拒。然而所谓的火爆终究是短暂的，近些年，“抗日神剧”不断遭到观众吐槽，热度不再。国家广电总局曾针对“神剧”乱象多次出手。当套路化叙事让观众逐渐审美疲劳，当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虚无浮夸的“神剧”终究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影视剧作为社会心态的映射，反映着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对于这段沉痛的历史，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带着难以言喻的情绪。当中有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愤怒，对山河蒙羞生灵涂炭的屈辱，对侵略暴行被篡改被遗忘的抗拒，对十四载浴血抗战之艰的永恒铭记。历史不容忘却，我们也不会忘却。但如果一味沉沦在“神剧”塑造的所谓“爽感”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让战争变得轻佻，让苦难与牺牲失去分量，更让后人难以真正理解胜利的来之不易。

　　不管是从电影《南京照相馆》《东极岛》里，还是从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中， 我们都看到了一种进步、一种自信。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抗战题材影视剧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分分秒秒流转的光影中，也足以读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而这种文化自信的背后，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加成熟的标志。成熟意味着对历史的态度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意味着能够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自信意味着不必通过夸大来证明自己，而是以真实为底色，让历史本身的力量去感染人、教育人。

　　今天，当我们在银幕上重温那段历史，需要的不是廉价的情绪释放，而是基于真实与理性的情感共鸣。当观众群体不再被廉价的“爽感”牵着走，而是主动选择那些尊重史实、富有内涵的作品时，这种审美与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民族心理成长的缩影。这说明我们不仅在经济上、科技上走向强大，更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逐渐成熟——敢于面对历史的复杂性，接纳真实的苦难与荣耀，并从中汲取力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一条无线电广播发出，响彻寰宇：“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的不仅是一场胜利，还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自信与从容。在影像与历史的对话中，我们需要另一场胜利——一种属于成熟的民族、属于文化自信的胜利。

　　（执笔 郑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