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我轻轻叩开一扇陌生的家门，谒见一位陌生的百岁老人。他就是新昌县的离休干部沈知影。

　　在目光与目光相碰触的那一刻，在我内心的一支火苗就此点燃。老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老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我举起了这支已点燃的火苗，努力让这些故事闪亮起来，鲜活起来。

　　进步少年

　　沈知影出生在新昌县大市聚。

　　这个小镇位于新昌的东部，方圆十里零星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人口较密集，土地肥沃。集市形成较早，商业气味较浓，沈家的恒兴商行，已经开了多年。

　　沈知影出生的时候，父亲沈章甫正用心经营着恒兴商行。

　　10岁那年开春，在父亲的陪同下，沈知影跨进梁氏宗祠的大门，在这里上学读书。

　　很快，他学会了做账，经常做父亲的帮手。

　　第三年，知新高级小学（简称知新高小）秋季招生，沈知影榜上有名，他在知新高小度过了两年令人终生难忘的、幸福的读书时光。

　　知新高小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生物、音乐、体育、劳技、书法、美术等。早在1917年，革命先驱梁柏台曾经求学于此，并于此立下“以身许国”凌云壮志。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入侵中华大地，知新高小的老师，就开始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领土，不允侵犯”“热血男儿、志在四方”“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等思想，还不时进行抗日宣传。

　　学校里有两位音乐老师时常带着学生唱抗战歌曲，少年沈知影很快就学会了《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并沿街传唱，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晚年的沈老，依然记得那些旋律，时不时会哼上几句。

　　追求光明

　　据史料记载，日寇对新昌县的暴行始于1940年。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机44架次，轰炸新昌，县城一半成为废墟，造成“新昌剩只角”的惨状。最为严重的是1941年4月18日至5月20日，日寇战机入侵新昌，先后在县城、拔茅、西山等地投弹。

　　1942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初三），是新昌县大市聚镇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最痛苦的一天；对沈知影来说，是没齿难忘、刻骨铭心的一天。

　　他在手稿中这样写道：“5月17日那天，日军流窜到大市聚镇，先是抢掠街店，然后是放火烧房屋。”

　　“镇上唯一的机器碾米厂被捣毁，街头两旁几十家商店、商铺、作坊里的粮食和值钱的财物洗劫一空，连鸡、鸭都不放过，然后将房屋烧毁，以掩盖其掠夺抢劫的罪证。”

　　如果说，学生时代是沈知影革命思想和抗战意识的萌芽，那么，当他亲眼看见了日寇的凶残暴行之后，沈知影已彻底被唤醒，革命的火苗已被点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沈知影的心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如同火山要爆发一般：我决不做“亡国奴”，决不苟且偷生，我要参加革命，拿起枪杆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大火，整整烧了半天，从下街烧到上街，从中街烧到横街，百余间商铺和周边的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

　　那天夜里，沈家的煤油灯一直亮着。沈家和知新高小的房屋，因一道高高的石墙，幸免遭遇火灾。

　　沈知影看到一些同学朋友已无家可归，统统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并在他家里过夜。沈知影与这些年轻人惺惺相惜，互相安慰，彻夜长谈，个个义愤填膺，发誓要报仇雪恨，要去抗战。

　　沈章甫毕竟是一个商人，相当精明，家里建有一个地窖，非常隐蔽。他把钱财和一些贵重的货物、食物都藏在地窖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沈家成了“避难所”，也成了宣传抗战思想的阵地。不少进步青年聚集在沈家，一个个成为沈知影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后来与沈知影一起上四明山、投身革命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奔向四明

　　沈知影要去参加革命，要去抗日，要上四明山，也不是突发奇想。

　　距离大市聚不足一百公里的四明山上，有一支抗日武装——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百姓们早有耳闻，并且互相传颂，新昌县内不少热血青年已赶往四明山，参加了抗日队伍。

　　当时，大市聚区已成立地下党，袁志平担任组织委员。袁志平是大市聚镇（下街头）人，是沈知影知新学校的学长，读完高小后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袁志平经常到沈家串门，喝喝茶，聊聊天，有时还会在恒兴商行里卖些东西。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沈知影全身的鲜血就要沸腾起来了。

　　沈家一共4个孩子，大儿子沈知影，上四明山后成为一名地下革命战士；小儿子沈建仁年满18岁后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大女儿沈梅芹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上四明山，实在非同小可，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当时，在遭遇日军几番空炸之后，新昌已经沦陷。日军不仅侵占了县城，并且在拔茅、西山、曹洲以及嵊州的黄泽、三界等地设立了据点，对往来行人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一旦发现可疑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或关押、审讯、用刑，或干脆枪毙。

　　在袁志平的动员下，4月，大市聚镇共有12名青年要上四明山。他早已上报了组织，并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妥善安排。为安全起见，分两批走。

　　袁志平分别通知了沈知影等6名青年，于4月24日下午2点，在沈家恒兴商行后厅集合。他还临时绘制了一张路线图，要求每个人把一个个地名死死地牢记在心里。最后，决定第二天早晨5点启程。

　　那天午后，母亲吕桂芝早早地在准备晚餐了。晚餐相当丰盛，都是沈知影特别喜欢的菜肴。沈章甫还邀请袁志平和其他几位小伙子留下来，一起吃晚餐。袁志平却说，各自回家吃吧，让大家好好与家人告别。

　　天蒙蒙亮，6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父母双亲的目送下，踏上了去四明山的征程。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此去路途艰辛，充满坎坷，但是他们显得非常乐观，斗志昂扬，激情燃烧，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根据袁志平设定的路线，为绕开敌人的关卡，他们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不走水路，而走山路。也就是说，不经过拔茅、县城，再往三界、百官方向行走，而是经铁顶山、藕岸，过兰溪、金庭，再翻越黄泽大山，赶往四明山。

　　秘密战线

　　四明山，素有“第二庐山”之称，景色秀丽，人文荟萃。历代骚人墨客纷至沓来，吟山咏水，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四明山是一座文化名山，更是一个革命圣地，因其红色革命根据地而驰名中外。这里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的主战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从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挺进四明山，周边县市众多有志青年不约而同地赶来投身革命，沈知影就是其中一个。

　　沈知影在四明山的时间不足2个月。在这50多天的时间里，沈知影受到了关于“革命”知识深刻的教育，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革命意志”磨炼。

　　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培训学习和军事训练，沈知影的成绩不错，拥有了成为游击队员的基本素质，他完全可以留下来，做一名光荣的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的战士，像其他战士那样，穿梭丛林，英勇歼敌。

　　可是，组织意愿要求沈知影返回大市聚镇，以恒兴商行为据点，以采购销售农副产品为掩护，去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抗日思想、动员更多的青年加入四明山三五支队。

　　经过培训学习后的沈知影，与两个月前的自己，已判若两人，尤其是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已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他认识到，革命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抗日的途径也可以多种多样。到前线、上战场是抗日，在敌后、发动群众也是抗日。

　　后来，沈知影曾这样说：“去的时候，我可是打算要与小鬼子好好厮杀一番的，这回被告知要做地下工作，不禁有些失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在为革命服务，而且确实我的家庭背景更适合这份工作，于是也就释怀了。”

　　1943年下半年，沈知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式转入地下工作。

　　新昌东区地下党组织委员、大市聚支部书记俞伯才，交给沈知影的工作任务，一是向群众宣传党的宗旨、革命目的，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二是负责联系芦溪支部和梁高支部；三是兼任联络员，随时传送信件、纸条。

　　而这些工作只能通过“地下”秘密地进行。幸好，沈知影也许是得益于家里从小经商的缘故，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

　　沈知影非常适合这份地下工作，在家可以恒兴商行作为掩护，出门可以收购货物为幌子。

　　联络员这项工作其实是挺危险的，如果是带个口信、捎个话，关系不是很大；如果是纸条、信件、重要文件，一旦被敌人搜到，那是难逃一劫的。

　　当沈知影接到送信任务时，他总是做得非常谨慎，把纸条捏成一小块，放在麻袋的最底端，挑着麻袋，捏着杆秤，戴上草帽，穿上草鞋，以收购茶叶、烟叶作掩护，把信件纸条一一送出去。

　　“心虚啊，别说遇上人啦，就是路边狗一叫，我的心都怦怦跳，就怕被敌人发现了。”据沈知影回忆，有一次，他要将一份信函交给王群同志，途经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哨，必须有良民证才可通行。沈知影灵机一动，赶到拔茅的一位表兄那里，借来良民证才完成任务。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除了俞伯才、袁志平等几人之外，没有人知道沈知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包括他的父母。父母确实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沈知影必须严守这个秘密，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他前后发展俞怡平、吕觉明、章士强等7人入党，同时介绍10多位进步青年、同学、亲戚上四明山参加革命。

　　为了更好地完成各项地下工作，经组织同意，他决定将自己“沈建新”的名字改为“沈知影”。“知”，含有知识、知道的意思，要知道自己怎样做事；“影”，即影子，要做党的影子，党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影”与“隐”谐音，又有隐蔽、隐藏的意思。

　　黎明前夜

　　1945年5月，大市聚区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沈知影被列入通缉名单之中，他不得不逃离了老家，去别处避过风头。

　　沈知影回忆那段往事时，这样说道：“当时参加革命，危险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叛徒出卖，遭到通缉，只有逃。”

　　出逃在外，度日如年。沈知影能够经受生活中的苦难，他内心的痛楚却着实难以忍受，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的家人和战友是否安全无恙。

　　再过了几天，他悄悄地返回家中。可是，谁知他早已被暗哨盯上，被捕入狱。

　　说是被关进监狱，其实不是监狱，那时大市聚区并没有监狱。沈知影等人被关押在大市聚区伪政府公馆内，人数不多的国民党官兵就驻扎那里。有几间审讯室、关押室。刑具不是皮鞭，就是棍棒。

　　被抓捕到这里的人，往往要吃尽苦头，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棒打鞭抽，如果身份有共产党重大嫌疑，那就非被打得半死不可；如果招供承认，那就可以随时枪毙。

　　在那个年代，平常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艰辛，牢狱生活有多悲苦，是难以想象的。沈知影在那里受尽了折磨，但他还是挺过来了。

　　面对敌人的蛊惑引诱、辱骂毒打，沈知影不低头、不畏惧、不妥协，不能说的话不说，不该签的字不签，他的嘴舌是坚的，他的脊梁是直的，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意志是刚强的。

　　沈知影回忆说：“在两次审讯中，我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和组织秘密，也无损害党的言行。”

　　沈知影被抓后，父亲心急如焚，便买通牢头，送去衣被饭食，同时想尽办法，到处托人，才把沈知影保释出来。

　　出来以后，他又投入到了战斗。在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共产党员的沈知影主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夕阳丹心

　　新中国成立后，沈知影加入了新昌县委组织的农村工作队，主要任务是组建农村合作社，恢复农业生产。不久，沈知影被安排到新昌县公安局工作，担任侦察干事兼文书。1952年10月调任粮食系统任黄泽粮管所所长，1955年3月提拔任新昌粮食局购销股（兼人事）股长、党组成员。

　　1957年3月，沈知影蒙冤被开除公职，遣回老家大市聚村接受劳动改造。沈知影依然勤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初心不改，坚信党和政府总会还他清白。

　　1979年5月，沈知影得到平反，恢复工作，组织安排他回粮食系统工作。

　　1986年4月，中共新昌县委决定恢复沈知影的干部身份，并办理了离休手续。

　　1994年8月27日，中共新昌县委组织批准同意恢复沈知影党籍，党龄从1944年12月算起。

　　一路走来特别值得沈老感激的是他的妻子（同事）俞亚云同志对他的信任和一生的付出，几十年牺牲自己的美好前途不离不弃陪伴他熬过艰难的沉沦岁月，养育儿女成人成才。

　　晚年的沈老生活幸福，子女孝顺、政府关怀。今年100岁的他，身体健朗，精神矍铄，耳不背，眼不花，口齿也清晰，每天读报看新闻，还一直做着捐款希望工程、帮助困难群众等社会公益。日常生活起居由保姆照顾，女儿们经常回去看他。小女儿和小女婿离得最近，他俩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关心有加，小女儿还一年四季给老爸配中药做成丸子调理身体，六七年来没有住过医院，这也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吧。

　　沈老好比《西游记》中的人参果，不能囫囵吞枣，而应细嚼慢咽；沈老好比一坛陈年好酒，不能一干而尽，而要一口口品尝，才能品出味儿来；沈老好比一首经典古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这就是沈知影先生的百年人生缩影。

　　[感谢：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黄志益的支持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