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在我看来，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人文价值为基本尺度和内生动能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

　　过去，经济发展一度以量的绝对增长作为评价效率的指标。虽然有一定科学性，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是“人”，而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拒绝量化的对象。所谓以人文价值为基本尺度和内生动能，就是要看发展有没有满足人的需要，有没有促进人的发展，有没有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特别是近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否认，制度红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的主要原因，但也要认识到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效用。

　　首先，要辩证看待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儒家、法家等思想中确实有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容。如“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反映了儒家在“重义轻利”主张下对不同职业社会价值的评价。而法家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绝对控制，常被用于巩固专制统治，其“重农抑商”的主张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这些思想作为国家治理理念，虽然限制了民间经济活力，却维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也不乏贴近民生、让利于民的思考和追求。如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强调“天下大同”。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繁衍后就要“富之”，让大家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南宋时期永嘉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倡导通商惠工、减轻捐税。唐宋、明清时期民间工商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思想环境。

　　其次，中国民间有维护公平的文化自觉。放眼全球，中国人在创造财富方面，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做得很杰出。不仅在于创造财富的总量，还包括对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家族为例，家族内部成员会相互帮扶，结伴外出经商。对孤儿寡母等弱势群体，会给予照顾；对家境贫寒子弟，也会开设私塾。代际之间也遵循公平原则。父辈创造的财富，会考虑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子女成才后，则会自觉承担养老的责任。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效率很高，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解决家庭教育和养老问题也很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体系。有一句话说得好：只有不看重财富的人，才能创造更多财富。许多中国民间商人把讲诚信、讲义气看得比经营业务更加重要。晋商有拜关公的传统，关公就是信义的代表。在民营经济发展的早期，银行贷款普遍都很难，江浙商人回到自己的村子招呼一声，即使没有担保，大家也愿意把钱借给他，正是依赖于文化共识形成的一种信任和约束。当下倡导企业家精神，也鼓励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勤劳努力、敢闯敢拼、开放包容等文化传统，在文化与经济共荣的地区，往往都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弘扬。

　　在今天，许多国家都更加重视文化经济学研究，探讨文化如何为经济长期合理增长提供支撑。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重视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经济学的窠臼，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才能进一步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准确地理解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记者 周宇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