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1945年出生，浙江湖州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

浙江人才辈出离不开人文环境的涵养

葛剑雄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在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而浙江文化之所以能够“超常发挥”，在人文、社科、科技等方面长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并反哺和丰富中华文明，其中一大关键要素在于“人”。

　　从影响力来看，浙江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是人才辈出。自东汉的王充，到宋代的金华学派、永嘉学派等，再到明清的王阳明、徐渭，近现代的鲁迅、茅盾等浙籍名人，奠定了浙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演进中的独特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浙籍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沈雁冰（笔名茅盾）与沈泽民是党内最早的兄弟党员。

　　从数量和占比来看，浙江在许多人才评定指标上走在前列。科举时代，浙江进士数量就很多，尤其明清两代，进士三鼎甲一度集中在江浙一带。东汉以来，载入史册的浙籍文学家逾千人，约占全国六分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浙籍人士占了将近五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又涌现出宗庆后、鲁冠球等一批杰出民营企业家，在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

　　浙江何以能人才辈出？这离不开人文环境的长期涵养。

　　一方面，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生存压力很大。这孕育了浙江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也使得浙江本土区域文化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创造力。浙江学者往往很务实，如黄宗羲等人主张“经世致用”；同时又富有创新和批判意识，如王阳明的心学和徐渭的书画，在同时代都是特立独行的，但最终都影响到主流文化，甚至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内容。

　　而在历史上三次大南迁特别是北宋的南迁后，北方的文人、士大夫南下，将发达的中原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带到江南。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为人文的繁荣、人才的培养和扩散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交流，浙江人的务实和创新更加凸显。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浙江的先进分子经上海等地赴欧美和日本等国留学，又回来建设家乡，把新事物、新方法引进到江南地区。根据我们的调研，早在民国时期，浙江的一些市镇已有民办杂志。在南浔发现的一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浔研究》，是由一位小学教师带着小学生做的一个社会调查，在资料和数据采集上已相当规范。

　　另一方面，爱国、重教、诚信、和睦等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通过家教家风得到了传承。这在杰出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本身并不是文化人，祖上也不是显赫的家族，但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开创了一番伟业。他重视家风建设，曾传下《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钱氏后人世代遵循，善事中国、崇文尚学、重德修身，家族绵延至今，人才济济。吴越国末代君王钱弘俶秉承祖训，纳土归宋，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战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均是钱氏后裔，不仅能力卓绝，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精神，为建设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再如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父辈积极谋求出路。他的祖父和父亲曾一起到日本留学，哥哥在上海工作后，常常把一些进步刊物带回来给他看。这种家庭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使他立下“救国救民”的志愿，中学时期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上海上大学后主动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转而又献身学术，苦心钻研，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

　　总而言之，浙江之所以人才荟萃、代有人出，既与这些人物本身的才能有关，也得益于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而这些先进人物又反过来夯实了浙江的人文优势，推动了浙江的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周宇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