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晃24年过去了。

　　回想起来，新千年就好像一道分水岭——奥运会上，我们刚刚步入成熟期，之前属于“青春期”的几届金牌数和排名波动较大，悉尼之后，成绩大幅增长，排名稳居前三；经济与社会，也如同刚踏上高速q公路、正准备深踩油门上速度的感觉。

　　早期国内的体育新闻报道基本上等同于竞技体育报道，而竞技体育报道高度依赖高端体育资源，这些资源基本集中在京津沪穗这几个大城市，因而浙江的体育新闻报道发育略晚于这些城市。浙报集团派记者采访奥运会始于1996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第二回，包括我在内的3名记者前往采访。当时记者走出国门已经日趋常见，各个行业口都有，观念、机会、操办等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有很大进步。不过当时出国旅游潮尚未到来，去过南半球的人更少，大家都是“相看两新鲜”。

　　到了悉尼，我们首先对那里的季节相反、建筑南北朝向相反感到新鲜。奥运会开幕式才9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出场的女队员就配发了羊毛连裤袜；国内还在穿短袖T恤呢，我们已套上了卫衣或厚夹克。

　　与国内做志愿者的以大学生为主不同，国外很多中老年人都会来做，悉尼的志愿者大伯大妈也对我们报以慈祥而好奇的微笑。比如我穿着一件印有“1997年全运会”的采访背心，他们不理解就问我这是个什么赛事，我记得我告诉他们的答案是“这是我们国内的奥运会”。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惜败，输的对手就是悉尼。这回悉尼登场，显现出一种简洁、节俭、规范的办事风格。主体育场能容纳11万人，堪称史上最大的奥运主会场，但奥运会一结束，临时性看台一拆，马上变回五六万人的普通体育场。主新闻中心更夸张，纯粹是大帐篷式似的临时建筑，但里面的功能一样不少。还有不少比赛场馆是借用现成楼堂馆所，稍加改造就拿来用了。

　　记者出门，通讯和发稿是第一要事。当时国内手机正快速普及，并且已经从模拟机进化到了数字机，我带去的手机换上当地的手机卡就无缝衔接了。但移动互联和智能机时代还远未到来，通话用手机、拍照用相机、录音又得用录音机，不像现在这样一机打天下！每天背上一堆的机器出门赶路，健身指数不低。

　　电脑也已成标配，中国记者人人身背“笔记本”，但那时候上网还在拨号阶段，除了在主新闻中心有充足的网线，在住地就比较原始了，晚上发稿高峰期，我们8个人轮流用一条网线，拨号上网又慢又容易掉线，很多宝贵时间就这样被耽误了。奥运村里也比较“寒酸”，各国运动员在网吧上网，每人限时10分钟；要想不限时，排长队去吧。

　　采访奥运会，真的不光拼脑力，还得拼体力。我写过一篇《为了两小时的比赛》，是讲头天晚上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就匆匆起来坐“灰狗”赶往300公里外的堪培拉，去采访一场中国女足的比赛。当天往返，来回整整耗费12小时。这样的剧本几乎天天上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累归累，苦中作乐还不少。我们同住的8个人中有位老哥擅长厨艺，时不时深更半夜发完稿弄两个菜，每次都被8只饿狼一抢而空。白天行踪不定，吃什么的唯一标准就是快，我天天可乐汉堡，连吃了20天麦当劳。24年过去，8位老战友里已有两位不在人世，真是“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

　　参加奥运会，对一名运动员来说是一辈子的荣耀，对一名记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体力上再辛苦也值得！

　　我至今保存着那张萨马兰奇签名的感谢并证明记者采访悉尼奥运会的证书，看到它，就像回到了开幕式现场：我看到了朝韩运动员在《阿里郎》的乐曲中共举半岛旗携手入场，那是朝韩两国体育代表团在国际大赛上首次共同登场；我看到了120名披衣执旗的牧马人，威风凛凛地骑着120匹骏马纵横驰骋，山河拓荒，铁马冰河；我看到了一幅巨幕从天而降，缓缓覆盖全场运动员，并映出巨大的奥运五环，四海一家，天涯共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