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说唐风宋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那么，宋代服饰风尚则是宋韵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宋韵文化，再现衣冠华夏、礼仪之邦的文明盛世，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主题。

　　两宋服饰风尚的发展历程

　　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宋代文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服饰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纺织业繁荣昌盛的宋代，服饰精致清雅、风华绝代。按照时间顺序来看，两宋时期的服饰风尚经历了简朴、奢侈、再简朴、再奢侈的过程。

　　北宋初年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宋太祖赵匡胤大力倡导节俭之风，据《宋史·太祖本纪》载：“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宋太祖在穿着方面非常平民化，“常衣浣濯之衣”，这在历代帝王中十分罕见。随着政权的稳定及经济的繁荣，太祖所倡导的简朴之风并没有能维持太久。大约到了太宗朝，社会上的服饰风尚便开始趋于奢侈了；真宗朝时，服饰的奢侈之风更甚于前代；仁宗时期，天下承平日久，社会上的奇装异服纷纷出现，妇人“冠服涂饰，损益用舍，盖不可名记”。仁宗张贵妃曾做珍珠妆，仁宗指责她“满头白纷纷，殊无忌讳。”文彦博也曾利用在蜀中的职务之便，“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以进”，这便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灯笼锦”。神宗时奢靡之风更盛，到徽宗时已是“奉身之欲，奢荡靡极”。服饰最是首当其冲，不仅各种时尚款式花样百出，甚至还出现许多奇装异服，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年景”了。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女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

　　通观两宋时期的服饰风尚，可以发现奢侈与简朴、流行与回归之间常常处于一个拉锯的状态。南宋初年，人们的服饰曾一度回归太祖时期的俭朴之风；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到孝宗时，服饰奢侈之风再度兴起，并席卷民间，以至于大儒朱熹发出“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感叹。

　　两宋服饰发展的“常”与“变”

　　华夏衣冠作为中华文化的特有象征符号有着“昭名分，辨等威”的作用，同时又极具包容性与凝聚力，不仅是儒家思想及社会身份的外在表征，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因此，历朝历代的礼制都对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应当穿着的服饰的布料、色泽、纹样等作了细致的规定，遵循礼制的规定是服饰发展的“常态”，而有违礼制服饰的出现则是服饰发展中的“变态”，又称之为“服妖”。宋人敬畏自然，重视阴阳五行、灾异、祥瑞，他们把“服妖”视为洪水猛兽一般，认为“服妖”是败坏礼俗、有伤风化、腐化人心的行为。宋人在记录服妖现象时常常会强调征兆和结果，如果又恰恰赶上政治事件，就会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事实上所谓的“服妖”往往是当时新流行的服装或首饰，因为它有别于传统，一时间无法为持保守审美的人们所接受。除与政治联系之外，还存在着因服饰制作过于奢侈，穿着僭越、不合礼制，或穿用胡服而被认为是“服妖”的情况。

　　由于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城市经营活动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制造业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物质基础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追求更加稀少及珍贵的东西来标榜自己的身份或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加之两宋时期庶民社会勃兴，阶级流动加快，使得官方对于服饰的等级限制相对没有那么森严明确，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各种“擦边球”式的流行服饰。站在现代的视角看，“服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时尚创新。

　　服饰发展中的“常”与“变”是时时互动的，前代之“变”往往发展成为后世之“常”，甚至成为官方服制，宋代的圆领公服便是如此。宋代公服形制外袍内裤，脚着乌靴，腰佩革带，外袍圆领、大袖，袍下摆加横襕，也称“袍衫”。这套衣服中的乌靴、革带、圆领袍均源自胡服。这一着装从胡服、武士戎服到隋唐常服，再到宋代公服，经历了一个胡服常服化，常服礼服化的过程。两宋服饰发展中“常”与“变”的互动过程，体现了我国传统服饰发展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两宋时期的服饰发展是在不断融合各民族服饰元素、大胆改革创新中滚滚前行的。

　　两宋服饰风尚的当代启迪

　　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多元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宋人的服饰风尚也是多元的。一方面在尚文抑武、儒学复兴的大环境下，文人的审美影响民间、引领风尚，宋代服饰一改唐代的鲜艳浓烈，款式略显保守，用色偏重淡雅，崇尚自然质朴；另一方面虽然中央政府及儒士大夫极力推崇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衣冠制度及节俭的服饰风尚，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一理想却被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动摇，上至皇室下及士庶，在服饰使用时都不断尝试突破礼制的界限，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尽靡侈之事。一方面由于两宋时期地缘环境特殊，在外部政治及军事压力下禁止士庶效仿胡人衣装，以明华夷之辨；另一方面战争促成了民族的反复融合，胡服舒适、实用、便利的优点，始终影响着宋人的衣着。虽然官方称其为“服妖”并多次下达禁令，但在现实生活中，宋代服饰是胡汉交融的，除了朝服、祭服和士人们所提倡的深衣完整保留汉制，其余服饰均或多或少受到胡服的影响。总而言之，宋人在多元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对唐以来的服饰风尚进行继承、发展、改变，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服饰审美体系，这一体系虽然缺少唐代恢弘的气魄，但却蕴含着宋人所独有的闲云野鹤、风中贤士般的价值取向，这样闲散自在、淡雅质朴的衣着展现出两宋独特的服饰风尚。

　　在传统服饰元素日渐被人们重视的今天，当代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当看见历史，坚持中国本位，立足当代，讲好中国故事，从日常生活与服饰风尚入手，以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方式推动形成服饰文化的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创建中国服饰文化的新形态。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