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不断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对于一个诞生在无政府主义泛滥和极端险恶革命形势下的小党，能够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发展成一个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中离不开嘉兴南湖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一大党纲中对党员纪律的严格要求。中共一大党纲也从此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背景

　　坚持纪律立党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建党初期，无政府主义曾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又名安那其主义，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主义政治思想，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党，幻想一夜之间消灭所有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长期的论战，双方在《新青年》上互致书信，围绕着“自由与纪律”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在早期党组织成员里，有很多人都信奉无政府主义，如在北京早期党组织、广州早期党组织里都有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后来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者纷纷退出了早期党组织。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陈独秀意识到纪律的重要性，在一大召开之前，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意见中就包括党纪，他称之为纪纲。

　　坚持纪律立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要内容。严明的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色之一。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说，“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列宁则主张党是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不容许违反党纲、破坏党纪以及在党内组织派别集团。共产党人作为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严明的纪律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显著标志。

　　坚持纪律立党继承了俄共（布）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列宁把党的纪律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推翻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保证，“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其组织纪律制度基本延续了俄共（布）的严格作风。建党前夕，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提到“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毛泽东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中共一大党纲中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文本解读

　　虽然一大党纲仅15条约700字，但是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通过对党纲的文本解读，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共建党初期就矢志不渝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不懈追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价值定位。

　　政治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一大党纲的第4条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从文本上看，这条规定是吸取了前期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教训，进一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往更深处分析，可看作是党对思想纯洁的早期探索，事关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方向，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中有人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最后都选择退出了党组织，虽然他们也很优秀，但是李大钊并没有挽留。

　　保密纪律。一大党纲第6条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是中共有关保密纪律最早的明文规定。关于保密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1847年12月8日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当时为了保守秘密，专门规定“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盟员皆有盟内代号”。建党初期，当时共产党员的工作都是处于秘密状态下，主要是为了自身安全及开展工作,后来保密作为纪律直接延续了下去，包括被写进了入党誓词，成为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一项重要纪律。

　　组织纪律。一大党纲在多处对党的组织纪律作了阐述，如第12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些规定强调了党的地方组织要接受中央的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央的工作指导,初步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组织关系的原则,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地方组织必须服从中央，这也是早期关于组织纪律的表述。马克思高度重视组织性，“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工作纪律。一大党纲第14条还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是反对在政府中任职，实际上是反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官僚习气的奴役，面对军阀混战，朝野之间竞相贪腐，以暴易暴和混乱如影随形的景象，使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早期共产主义分子认识到，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就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习气等腐败现象。该项规定在讨论时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仍被写进了党纲,成为对党员的又一项纪律,充分说明中共当时严格党的纪律,坚决保持自身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取向。

　　中共一大党纲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现实意义

　　树立了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在中共一大上，代表们在讨论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的时候，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则反对，意见出现了分歧，比如陈公博就持反对意见。尽管如此，这一条仍然写进了一大党纲。规定一旦制定，任何人都得遵守和执行。中共一大后，陈独秀即向陈炯明辞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虽然没有被批准，但他还是采取先请假、后辞职的方法回到上海，全面主持党的日常工作。陈公博得知党纲的规定后，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陈公博最后经不住诱惑选择了退党。

　　以党纪推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建设。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一大党纲虽然没有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作明确表述，但却在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理念。朱德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先后参加了云南起义、护国战争等。蔡锷病逝后，护国军内部发生分化，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朱德救国救民的理想破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深深打动了朱德，他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朱德专程到上海找到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申请。陈独秀虽然被朱德所感动，但并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鉴于党纲第4条“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的规定，陈独秀建议朱德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可见当时申请入党把关相当的严格。朱德没有因陈独秀的拒绝而灰心，他专门前往欧洲学习，后来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要求其中国共产党党籍对外保密。

　　以党纪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一大党纲，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全体党员组成为一个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战斗整体。第3条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其核心就是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要由委员会集体讨论，第15条又规定“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这实际上说的又是集中。另外第10条又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这里说的又是纪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需要遵守纪律。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上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1927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但是一大党纲中蕴含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对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纪律教育作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最后在忏悔书中都说对党章和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出了事重新学习后幡然醒悟，惊出一身汗。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正值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之际，重温一大党纲，从中汲取党纪的基因，对于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意义重大。

　　【执笔人：贾文胜，特约研究员，嘉兴南湖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