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伦理文明的建构、传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促进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不同于中华伦理文明的旧形态，也不同于外国伦理文明形态，有着独特的理论基础、生成机理和实践导向。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要以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引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根本遵循。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

　　守正创新一直是中国理论发展的浓重底色。回顾百年征程，面对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现实伦理问题，中国共产党总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推进伦理观念和理论的创新。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也吸收借鉴了各国伦理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伦理文明演进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和人类伦理文明发展的规律。一方面，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的模板，而是在汲取中华传统伦理文明思想精华、考量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范式。中华传统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其中的天下大同、“群居和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有”“民享”与“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义利两有”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与和平发展等都一脉相承、互相契合。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伦理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遵循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怀人类命运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是中华伦理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伦理文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形态，它不是完成时也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生成的进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守正创新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建构的动力之源。

　　从生成的过程来看，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中，体现着道路选择本身所内含的伦理意蕴。一个国家、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内含着要代表谁的立场、实现谁的幸福、完成什么使命等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伦理选择的结果，作为既成与预成的统一，它既在实然的维度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伦理合理性，又在应然的维度体现出人们在合目的与合规律的探索中不断创新伦理文明并以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行价值引领。

　　从生成的致因来看，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是内外致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是促进其生成的重要动力。其一，中华伦理文明的维新精神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基本内在致因。早在先秦伦理文化中，就常见维新、尚新思想。《周易》中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在形而上层面阐明了天地万物创生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达着国家要通过革新而昌盛久远的政治价值观；《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强调了君子要努力求新而使品德趋向完善的人格修养观。这种维新思想也促进着伦理文化本身不断充盈发展。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许多核心理念，如体现自然法则的“天道”和“仁”“义”“礼”“智”“信”等常德，最早的出现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内涵总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更新扩展。古往今来，中华伦理文明在自我扬弃与兼容并蓄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呈现出维新发展格局。其二，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重要外在致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也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涌现出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理的伦理文明加以规范、引导。传统伦理文明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情况，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正是应时而生。

　　推动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实践

　　以守正夯基础、承历史，以创新把关键、求发展，在守正创新中建构中国特色伦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进一步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推动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并走向世界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这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理论建构层面，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凸显中国特色，进一步提升中国伦理学科体系中基础学科和重点学科的优势，加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中国伦理学术体系中的创新性和针对性，塑造中国伦理话语权。在实践导向层面，使伦理建设与社会治理、社会生活、人民需求接轨，并从制度、生产力、社会风尚等维度确立伦理的评价标准，是推动中华伦理新形态不断完善并从理念向现实转化的切实有效的举措和做法。比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和“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的要求，正是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对伦理治理进行的守正与创新。

　　总之，坚持守正创新，明确方向、赓续文脉，有利于从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角度正确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思路和方法，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在伦理学理论和实践上达到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