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2023世界经济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指出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几个因素。第一，目前，全球生产效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国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实际上都在放缓。第二，部分国家“去风险”导致全球技术贸易下降，进而导致全球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比想象的要慢。“这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全球芯片交易、半导体交易等高新技术交易额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第三，全球在新技术应用场景和相应的扩展上，较疫情前有所放缓，最重要的体现是全球专利技术数量的下降。“这几大因素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比预期要差，是导致低增长的因素。”刘元春说。

　　刘元春还认为，一些关键性的长期因素也出现了变化，比如人口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逆全球化，减碳所带来的气候成本扩张，地缘政治风险所导致的各国对于防护安全问题、国防支出成本的上涨，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刘元春指出，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为9.2%，达到历史新高。“大家预测全球通货膨胀可能会从2022年的水平回落到5%左右。通货膨胀的回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通胀的黏性依然是很强大的，要回到各个国家的目标值依然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刘元春说，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预测全球通胀要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实际上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可以明确的是，全球处在一个去通胀、去高利率的新进程中”。

　　“目前美国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所带来的补贴还没有完全耗尽，这种补贴效应可能会对近两年内中国对美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速度带来影响。”刘元春强调，随着这些政策补贴的消失，以及再工业化中间的一些成本降低的速度大大低于中国，可能会导致美国出现一些“烂尾工程”的现象。

　　刘元春认为，在贸易增速持续回落的过程中，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一定会产生阶段性的后果，这个阶段性的后果很可能是世界多边体系进一步撕裂，世界贸易传统的潜能进一步削弱，从而产生在高成本中间的短期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的出现。

　　“总体上来讲，是成本上升、规模下降、效益下降。未来五年，我国在贸易政策、贸易战略上需要全面重新定位、重新思考。”刘元春说，应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变化，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比如增长、通胀、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债务、债务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来思考，还要对持续政治布局所带来的商业可行性和商业竞争模式变化进行深度思考，“这个思考是我们进行战略重新布局和深化的基础”。

　　“过去五年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政治重构的阶段，未来五年一定是这个政治重构商业检验、竞争力检验的五年。”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