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江南水乡的十三岁小小少年来说，县城是遥远而神往的。其实只有四十华里路，现在驾车一骑绝尘只需不到二十分钟。

　　十三岁前，我只去过两趟诸暨县城。一次是十一岁时老娘生病住院，父亲牵着我的手一早过浮桥、坐渡船，步行十五华里到直埠火车站乘车，下车后心急火燎直奔县城南门外西施殿（当时诸暨人民医院住院部所在地，诸暨人把住院叫作住西施殿）。

　　第一次进县城，只有两件事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医院病床床脚处有一摇手柄，使劲摇动，病床便随之起伏不定，我兴趣盎然，拼命摇动，乐此不疲，病床上刚动完手术、脸色苍白的老娘笑斥：“好歇了、好歇了，力气来得多呀。”

　　第二件事是老娘的同事黄菊英老师带我们到人民照相馆参观。天热，正在用手抹汗水时，黄老师一把将我拽过去说：“傻瓜！风凉勿会乘格？”正诧异间，忽觉头顶有凉飕飕的凉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我们在江藻只见过机械厂的车间里巨大的排风扇吹得人都站立不稳，却未曾想电风扇从头顶也可吹风。黄老师乐呵呵地拍我肩膀说：“小主头！（诸暨话小鬼之意），今天开眼界了吧，这个叫吊扇。”

　　另一次是学校组织学工，安排全班学生去县城化肥厂、机床厂学习，说实在的，那次学习只是让我觉得化肥厂那满脸煤尘的工人不比在江藻农田里劳作的工人轻松，机床厂那锻压机发出的沉闷声响有些唬人。

　　唯一觉得与老家江藻差距明显的是县城的圆形副食品店（后来才知道城关人都根据其外形叫圆店），里面琳琅满目的奶糖、虎骨酒、小酥糖和气质明显高过江藻人、脸孔白净的营业员。我隐隐觉得：这才叫县里（乡下人对县城的尊称）。

　　二

　　机会终于来了。

　　江藻是个出产番薯的地方，因为土质原因，江藻的番薯特别干燥、爽口，而优质的番薯苗也成了那个时期江藻农民最大的收入来源。

　　江藻的番薯苗，之前是限制流通的，后来风头渐缓，才有胆大一点的贩销户上门来收购，倒腾至县城或萧山临浦的集市上贩卖，江藻田间、农户家的收购价为每一捆（一百株苗）2角钱左右，到县城便成了3角左右。

　　那天星期六中午，在和老娘一道整理好小山一样的番薯苗并靠墙垒好后，老娘便嘀咕，说江藻的番薯苗才2角，要是有人带到县里卖可多卖四五元钱。我闻言灵光一闪，萌生了独闯县城的想法，便立即向老娘说：何必要人家带，反正明天星期天不用上学，我今天自己挑去卖好了。

　　老娘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连说不行不行，你爹不会同意的，给他晓得就骂死了。

　　我人小鬼大，却会审时度势，觉得必须在老父田间干农活回来前促成老娘放行，否则待老父回来肯定没戏。

　　于是，我一面讲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的大道理，一面又讲何必要让商贩赚这个钱，四五元钱对我家也是不小的收入……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喋喋不休半个小时以后，老娘终于松口。我生怕老娘变卦，利索地把五十捆番薯苗装入两只人造革旧旅行袋中，然后用小扁担钩住两头，迅速闪出门，边走边与老娘高喊：你放心好啦，今天也走不到县里了，我沿路找一家老爹为他们针灸过的病家投宿，明天一早再卖番薯苗。

　　嘴上说着，脚下却丝毫不敢停留，生怕老父突然提前回来，硬生生终止我的独闯计划。

　　三

　　一路疾奔，也不觉得累，路过琢玉坞，天已渐渐暗下来，想去曾到我家针灸过的定康叔家投宿，想想还有被老父捉拿回去的风险，一咬牙又往前走，走到大侣公社六村，离县城只有五里地了，又冷又饿，想到这个村里有个乃校伯是老父针灸患者，便进村去找到乃校伯家。

　　乃校伯一家本已准备睡觉，见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大为惊讶，但仍是非常热情，得知我还没吃饭，乃校伯母赶紧下了一碗鸡蛋面，我狼吞虎咽，三分钟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第二天一早便告别乃校伯一家进了县城，因为此前已向乃校伯打听清楚，县城贩卖番薯苗的小农贸集市就在副食品公司那家圆店对面，我就直奔那处，边上已有几摊也在卖番薯苗，我在地上摊开塑料布放上一堆番薯苗，然后在台阶上席地而坐。

　　后来来了一位大概是城郊的三十多岁的也拎了一袋番薯苗的女子，想必是觉得来了个同业竞争者，便一脸不屑地说：哪里乡下来的？位置倒会抢咯。我心中微微有气，初来乍到，也不敢大声回怼，只是嘀咕一声：我是江藻人，哪里这地盘是你们买下的？那妇人便不再理我。

　　到了八点左右，按3角钱一捆的卖出去一半，太阳已高高升起，我心中开始着急，此时，一位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过来瞟一眼说：小主！便宜点，给你多买点去。我问多少？他说2角6，我说你买二十捆就按你说的价。那汉子扔下5元2角毛票拎起就走，我则一边看一眼边上妇人的白眼，一边费劲地用手指头沾了口水点毛票。

　　再过半小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剩下的十捆番薯苗已开始发蔫，我心中发了狠，见一个买主走过，便大声吆喝：老师傅，番薯苗便宜点倒担掉啦（诸暨话一次性处理之意）。那买主说：小主，再不卖掉干瘪掉了，2角2分好倒担掉啦。我心一狠，说：好吧，依你说为准。

　　人生第一单生意就此完成，不考虑步行四十华里的人力成本，总还是比在江藻多卖了几块钱。

　　四

　　卖完番薯苗，时间还早，我便肩上挑着扁担，扁担头上挂着两只空袋，得意洋洋、漫无目的地在县城大街上晃悠起来。

　　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原来是到了南货日杂店门口，里面正在卸带鱼。我知道：在江藻供销社里，带鱼是稀缺东西，几条带鱼进来，还未摆上柜台便给有头有脸的人分光了。我小心翼翼问那系着布围裙的营业员：带鱼卖吗？要凭票吗？

　　那老者倒和颜悦色，说：小主！店里放到柜台的东西总是卖的，你要几斤？

　　我壮壮胆说：要两斤吧。在征得他同意后用竹夹子开始挑大的往旅行袋里装。

　　那老者不乐意了，轻声呵斥：小主！大小要搭匀的，你都挑大的，小的我们怎么卖得掉？我连忙说我不懂规矩。

　　扁担一头钩着两斤带鱼出了南货店，心中得意洋洋，心想江藻难得吃到的带鱼买回来了，总还算能干吧？至少在老爹面前可以将功补过，弥补一下擅自独闯县城的胆大妄为。

　　再往下走，便是人民电影院，小黑板上写着“今日新上映木偶戏《小八路》，票价8分”，毫不犹豫买了票进去。

　　在江藻看的都是露天电影，第一次进电影院，还未找到座位，电影开场，灯光暗了下来，心中发慌，便拖住一位打着手电筒的影院工作人员，让他领到座位上。

　　看完电影出来，兴奋点也过了，就打道回府往江藻走，过了茅渚埠桥头，肚子饿得咕咕叫，见有个人在卖熟番薯，便买了两个充饥。

　　走过乃校伯家，天色渐暗，想想昨天已是打扰，不便再去，便又往前走。

　　回去时没有了来时的亢奋和刺激，倦意渐生，步履也就沉重起来，好不容易撑到琢玉坞再也走不动了，便到来时本想去投宿的定康叔家。

　　他们也是惊讶，然后客客气气，烧了三个糖汆鸡蛋加切成小片的年糕。

　　定康叔的儿子与我同龄，也是十三岁。晚上就与他同睡一张床。他听我讲木偶戏《小八路》中的情节，津津有味，到后来，两人都累了，都进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有线广播响起，我刚洗漱完，定康叔的儿子便缠着要我继续讲《小八路》，我手舞足蹈讲得正在兴头上，忽然他的脸色尴尬起来，笑容僵住了，我回身一看，一下子大气都不敢喘，只见我老父阴沉着脸站在我身后。

　　原来，前一天傍晚老父从田头回家，老娘告知他我独自去县城卖番薯苗去了，老父大为光火，家中连自行车都没有，他也束手无策。到第二天晚上还未见我回，心急如焚，第三天一早，一路追踪，把我可能留宿的去处逐一问询，终于把我堵在琢玉坞。

　　老爹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小主！胆子太大了。

　　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不敢吭声，一路低着头被老父押送着回到家中。

　　刚进门，老娘便泪眼婆娑地迎了上来，说：“你总算回来了，你爹前天晚上凶巴巴像要生吞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大，敢放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去县里卖番薯苗？你爹从来没有骂过我，这是第一次……”

　　我不敢吭声，任由两老数落。

　　待他们平静下来，我报了第一次进城经商的账目，交上头天晚上已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

　　当然，待中午老娘把带鱼煎得香喷喷端上来时，表扬声已渐渐多过了批评声。

　　时隔四年，我怀揣招工通知书，以小县城新主人的身份进了诸暨茶厂。在诸暨城里二十五年后以非创业者身份进了杭州，四年后又去了北京。在外断断续续九年，最后兜兜转转还未告老便又还乡，又回到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