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近半个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巨大变迁，中国经济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命运相连，切身感受到个人微薄贡献与民族进步的关联，并能不断增强个人观察、探索、思考能力，是一种人生幸运。

　　一

　　我30多岁才走上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由于时代变迁，我先后到煤矿、部队、工厂和政府机关等多个岗位磨练，得到思想“启蒙”。在部队期间，我所在的部队首长们特别允许我可以随意阅读让我保管的各类封存书籍。在这一时期，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了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这对我此后选择攻读和研究经济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段经历相当于我的“大学预科”阶段，受益终身。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南京大学担任两年讲师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从实际工作部门转向经济学研究领域所受到的系统专业教育，这一时期正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时期。从此，从事经济学研究成为我的终身志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大背景。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有幸进入经济学的学术殿堂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处于经济改革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国家的一些重大改革方案，都有社科院的学者参与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科研工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性，也与改革开放的实践需求紧密相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研究，如鱼得水，可以在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尽情驰骋。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继续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

　　作为主要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我始终认为，将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科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价值，应是治学的方向。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产业（工业）经济学。工业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是中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话语权增强的现实基础。我组织工经所的研究人员，完成了国内第一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编工业经济学》， 此书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长期作为研究生教材和重要参考书。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不再由计划安排，而是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致力于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1995年至1997年，我主持承担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其总报告获得199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4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2022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预计下半年再版发行。这表明30年前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今天仍能展现其学术价值。

　　与中国工业化直接相关，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自然成为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即“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核心观点有：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优缺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绝不是普遍地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一理论探讨受到实际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广泛重视。

　　三

　　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受到，经济学本身必须不断进行重大创新，才能适应于新的时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叫作“思想解放”：不仅是解放别人的思想，而且首先是解放自己的思想，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重新学习经济学，并把自己才掌握不久的经济学知识运用于解释社会现实，从而为改革开放注入经济学的逻辑和思维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1984-1986），我就开始研究和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到本世纪初，我们看到并越来越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此时，深刻反思得失和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成为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产业及工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中实现的，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环境问题，不能脱离区域经济。我早年就很关注工业发展的区域关系和地区工业发展状况，2012年起，我一直担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并创办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术会刊《区域经济评论》，这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通过对过去发展经验、发展理念的及时总结与反思，我们在中国经济尚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就前瞻性地引入了生态环保观念，较早地开始了新型工业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探索。

　　从1996年开始，我组织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专家团队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合作，进行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另外，还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威尼斯国际大学等合作，开办了“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究班”，邀请各国专家在中国北京和意大利威尼斯两地授课，并每年分4批、连续10年组织选派全国专家、政府官员以及企业高层管理者赴意大利学习考察。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多年致力于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转型升级、民生经济学问题等，都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从主要关注“量”的研究，进一步向经济的“质态”领域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再探索的新方向。

　　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必须向着更能体现人类深层理性的方向发展才能不断提升文明水平。经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需要不断深化，并形成更符合人类本真价值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形态，实现个体理性与社会合作的良性互动。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逻辑基础。

　　四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界拒绝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而引入了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的新形势，各高校都积极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担任主编，试图另辟蹊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衔接，创造一本具有全新理论框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当时负责《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就策划组织对该书作学术性评论，而且希望体现“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在胡乃武教授推荐和导师吴树青教授的鼓励下，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读博士的我撰写了一篇题为《探索中的进展与困难》的学术探讨性书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

　　后来我去厉以宁教授家中请教，没想到厉教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我说：“书评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很好也很尖锐，但这些问题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恐怕是解决不了了，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探索。”正是如厉教授这样具有广阔学术胸怀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强烈使命感的中国经济学者，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进步。

　　从科学史的规律来看，范式变革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重要历史使命。过去，经济学发展一直由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仍然是一个学术高地。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么就只能别无选择地引入“微观—宏观”范式，作为市场经济研究的主流范式和学术体系基础。而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又一次处在能否实现新升华的路口。

　　经济学的发展曾经从史观范式主导，转变为“微观—宏观”范式主导。“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尽管严谨、精致、更具有逻辑自洽性，但所刻画的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幻象世界。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现实经济行为并非基于抽象人性的“微观—宏观”现象。因而，如果能将史观范式与“微观—宏观”范式相衔接融通，就会形成“史观—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框架，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进行范式变革，创造新的学术进步路线，可以开拓经济学发展的广阔“蓝海”。

　　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现代经济学的引入，在中国深厚国情文化和现实经济基础上，会形成中国经济学思维的范式倾向。今天正当其时：中国崛起，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地位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产生巨大的动能，改变世界格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进入21世纪，我的研究重点开始集中于经济学范式转变的探索。我致力于推动经济学范式变革向“域观”范式演进，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出版了《域观经济学研究》一书。我发起建立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多次进行了研讨。我和几位担任博士生导师的经济学家合作，计划出版域观经济学的系统性论纲，以期进入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研究是最高之善。”年逾七十的我，经济学研究至今仍然是投入精力最多的活动，我每年都要应期刊稿约发表一二十篇学术文章，每一两年出版一部经济学著作。这几乎成为我的养生健脑秘诀：把研究和写作作为习惯，保持思想的清醒和敏捷，是为思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