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人，相互塑造

　　山 尹

　　在小说《大裁缝》的《创作谈》里，作者禹风称自己的目的是再现，“再现我寄身的城市在1860年至1943年间的市政、经济、城建与战争，场景、气息、人事与悲喜，再及市民的发达毁失爱恨情仇。”

　　小说叙述了宁波奉化裁缝家族在上海滩的起落浮沉。从城市书写这个角度看，《大裁缝》的介绍性、分析性超过了想象性，禹风关注西方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做了大量史料的梳理工作。它关注城市的工具性——它的各种机构，以及作为商业和工业系统的功能，并且把它们很好地织进了乔氏家族企业发展故事的经纬之中。《大裁缝》详细地介绍了工部局的机构设置。工部局的治理不仅对上海的迅速发展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恐怕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大裁缝》还对疫病的防控与治理做了陈述。小说第一章里麦牧师就在筹款，努力控制难民之中疫病的蔓延。1910到1940 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上海两地治疫。到第十章说到日本侵入上海，伍博士因中日战争黯然离开中国回南洋。

　　《大裁缝》几乎不对上海的物质外观进行描绘。对于禹风来说，上海是一个有机体，它会生长，壮大。一方面，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大裁缝》有一个宏大的时空框架，横滨、哈尔滨、北京都赫然出现在目录中，和上海并置。横滨的维新、东北的日俄战争、北京的学潮等等，都是刺激上海生长的因素。

　　而进入小说文本，我们能够看到奉化、宁波、南京、广州、山东、天津、香港、昆明、武汉，英国的利物浦、兰开夏、德文郡，欧洲大陆的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美国，看到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南非开普敦，非洲西岸……这张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很长。显然，上海是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人类社会网络之中，开放性是它的首要特点。

　　当然，世界各地都处在互相联系之中。这并不能说明上海为什么会如此繁荣。

　　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城市，是靠它周围的土地供养的。乡村与城市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但上海是完全按照启蒙理性和商业实用精神模式建立起来，与孕育万物、充满活力的大地失去了联系，吸收的是离开故土的人的财富。

　　上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书中，乔百祥用强大的理性，抑制住了难民对他的冲击，转身投靠工部局的管理秩序，梦想着成为上海滩的主人。与此同时，他也在和新吾的比较中，意识到自己的失血，因为永远失去了桃丽丝。这正是他喜欢汀康的原因：这个高大的英国青年，一点酒精就能让本能恣意释放，不惜引发大范围的流血事件。和乔百祥相对照的是姚远纶。她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也像丈夫乔百祥一样理性、精明，喜欢顺势捞取金钱。很轻易地，她就被上海这“立体的金钱旋涡”卷了进去，投身股份公所，“那股份公所就像庄稼地，钱投入进去会自己长出收成”。从王小虬到乔百祥、姚远纶，包括汀康、法国人范里克斯，每一代上海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上海的隐秘钥匙，在上海滩吃得开。

　　他们成就了上海，上海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