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很多新情况新矛盾随之产生。能否以更高水平的乡村治理解决好这些新问题，是每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面临的一道时代命题。

　　宁波，是曾经出过不少乡村治理先进经验的地方。宁海县小微权力“36条”清单制度、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等典型从这里走向全国。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如何持续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是宁波争做振兴乡村排头兵的题中之意。

　　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机制中，县一级是最重要的一环，提升乡村治理自然需要县级党委进一步强化职能。县委书记抓乡村振兴，不仅要谋划一批大项目，为乡村发展提供动能、为乡村建设做好规划，更少不了在乡村治理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基于基层创新实践，总结提炼出一批符合乡村实际、又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治理方法。

　　在这方面，宁波不乏成功典范可以借鉴。早在8年前，宁海在全国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界定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权力，从源头上把农村基层权力关进“笼子”。近些年来，宁海根据乡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断迭代升级“36条”，村级小微权力的监督迈向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效率也大大提升。

　　鄞州区云龙镇陈黄村党委用活、用好乡村“五小工作法”，将一个外来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的后进村打造成产业多元、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家园……在宁波，越来越多的村社因地制宜巧解乡村基层治理“方程式”。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于“熟人社会”的乡村而言，村里有威望、有能力、品行好的人同样是乡村治理的一“宝”。对此，近年来宁波注重对乡村内部治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通过选树先进典型来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教化作用，引导村民自觉规范自身言行。同时，吸引年轻乡贤返乡创业就业，给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鄞州，当地以党建引领，建立村社书记工作交流会和村社“第一书记”全脱产选派驻村机制，为乡村治理配强力量。依托俞复玲、吴祖楣、董国福名师工作室的资源，鄞州锻造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尊重基层创造力。尤其是，眼下浙江提出建设“未来乡村”，对于这一新鲜事物该建什么、怎么建，要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建了以后怎么管，要引导农民自觉参与；建设成效怎么样，要让群众参与共同评价，好不好由百姓说了算。

　　在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已走过十多个年头，成为当地建设“未来乡村”的一大法宝。这些年，这项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说、议、办、评”相结合的循环说事体系，确保相关诉求得到及时反馈和解决。“村民说事”制度，以法治引领、德治相辅、自治实践，真正实现了“三治融合”。

　　调动农村百姓参与积极性，各种创新举措在宁波基层加快实践。在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当地正在谋划“红币”积分制度，对村民行为进行积分量化管理，作为正向激励给予相应的虚拟“红币”，可以此兑换相应奖励，激励村民在村级事务中参与共管共治。

　　建设现代化的乡村，需要生态好环境，也少不了乡村治理的“好环境”。可以看到，宁波把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一村一策，各有特色，越来越多的“善治”典范在这里涌现，例如“五小工作法”“书记一点通”“圆桌夜谈”等。目前，宁波已累计创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2个、示范镇1个、示范村14个，省善治（示范）村917个。

　　“十四五”期间，宁波正努力让“善治乡村”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的一张金名片。到2025年，宁波目标实现省级“善治村（社区）”达到60%以上，市级“善治村（社区）”实现全覆盖，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建成率达到94%，95%以上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在县域内就地化解。

　　（本版图片由宁波市委宣传部、余姚市阳明街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