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上观察，被称为“东南门户，南北要冲”的宁波，兼得江河湖海之利。

　　行走在宁波三江口，姚江、奉化江合成甬江奔流向东，这里是“河海联运”的黄金枢纽。两宋时期，得益于这一时期开放的对外政策，这里更是“帆锚如林、舟楫如鲫”“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四明志》）。

　　宋韵，离不开放眼天下的海外贸易。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航海设备、完备的贸易制度等，宋人将无数满载商货的船只，从中国的港湾开往茫茫大海，进入东亚，航行至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贸易的繁荣景象，至今让人有无尽想象。

　　我们行走于三江口岸、中国港口博物馆、月湖湖畔，在来远亭边、天封塔下、高丽使馆内，寻访历史痕迹，感受宋代“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翻阅历经千年的航海史诗。

贾舶交至 开放繁华

　　在宁波，流传着这么一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位于三江交汇之地的江厦一带，自宋代起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厦也因航运的繁荣而繁华，并因此名闻天下。

　　如果说，航运是宁波的历史“大戏”，那么“舞台”就在江厦。寻访的第一站，我们便选择了现坐落于海曙区的江厦公园。

　　这里的每一块基石、每一滴江水，仿佛都记录着当年的盛景。

　　这是一块临江的长条状绿化休闲区，公园对面是一片繁华的商业经济区，另一侧则紧邻奔流的奉化江。走在公园内的沿江步道上，远处一艘轮船正缓缓驶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国聪微微眯起双眼，描述起从前这里的恢弘景象——

　　港埠上，商人、旅客、船夫、车夫、挑夫熙熙攘攘，所有人都围着望不尽的船只忙碌着。船舱中，有的垒满越窑青瓷，有的堆满浙茶、徽茶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有的则装载了中医、技术、农耕等各式书籍……这些船都从烟波浩渺的三江口启航。

　　海上贸易发达，相关管理机构随之创设。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人员出入和征收市舶税等，职能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此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

　　“明州市舶司最初设在当时的定海县（今镇海），不久又移到了三江口的州城中，就是如今的江厦公园西侧。南宋时期，这里还被朝廷钦定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那时，宁波因三江口令许多城市难以望其项背。”林国聪说。

　　不仅如此，明州还针对市舶贸易设立了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专门用于海外贸易货物进出的市舶务门，以及明州市舶司官员用于验收货物、签发出入口凭证的来远亭。

　　跟随林国聪的脚步，我们在江厦公园内见到了高约7米的来远亭遗址。亭子三面由水池包围，以青石平桥连接。一丛翠竹前，我们隐约看到了一段璀璨往事。

　　在宋代，外来船舶经明州港入境，首先看到的便是明州港的航标天封塔。这座高50多米的灯塔始建于唐代，重建于南宋，至今仍矗立在宁波的天一商圈。船只靠岸后，必须先在来远亭经检核办理有关手续，方可入市舶务门，并经市舶司查验，才能将货物运至市舶库贮藏。

　　宋代民间商人若经营海外贸易，也必须获得市舶司颁发的公凭，否则违法。

　　在日本史料《朝野群载》中，我们发现了其中摘录的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的一张公凭。公凭由当时的明州市舶司出具，船主为泉州商人李充，贸易的目的地是日本。这份长242厘米的公凭，有大段文字提醒李充应当遵守的法规，并记载了他运往日本销售的商品。

　　而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市舶法》，同样也在宋朝诞生。

　　林国聪不由得感叹：“机构的设立、政策的制定，让宋代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开放的姿态日益彰显。”

　　今天，向海而行的气魄还在继续。距三江口数十公里之外的宁波舟山港正在续写新篇章，在那里，超级巨轮上整齐码放着一排排集装箱，红色的装卸船机仿佛是张开的双臂，拥抱世界。

“神舟”巍巍 商通四海

　　江厦公园的西北方，沿着余姚江一路走，宋代明州城在距离如今天一广场不远处，设立了一道渔浦门，并在附近建造了舰船间，即造船厂。

　　“高度繁荣的海上贸易，必然离不开宋人精湛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造船业，两者相辅相成。”林国聪说。

　　岁月匆匆，渔浦门旁的舰船间已在历史中渐行渐远，但我们仍在位于北仑区的中国港口博物馆内，看到了根据历史复刻的宋代“万斛神舟”（宋代出使海外使臣乘坐的大型豪华海船叫“神舟”）建造场景——玻璃展柜内，百余名工匠各司其职，初具雏形的“神舟”气势恢弘。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和宣和五年（1123年），宋朝政府命明州船厂建“万斛神舟”用于出使高丽。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万斛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到达高丽礼成港时，“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林国聪告诉我们，宋代造船技术，在规模和制作工艺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87年，一艘载有大量货物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市上下川岛西南海域被意外发现，让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鲜活历史跃入人们眼中，也成为了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的有力证明。

　　“南海一号”船体长30.40米、宽9.80米，高约4米（不含桅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也进一步佐证了宋代精湛的造船工艺。以这艘沉船的隔舱板为例，正是沿用了中国古代造船工艺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水密隔舱。它让每个船舱都形成了严密的舱室，既防水串舱，也有助于货物装载整齐有序。这项技术在宋代已趋于成熟，并一直沿用至今。

　　“南海一号”上清理出包括金器、瓷器、漆器、铁器、钱币等在内的18万件（套）文物，就像一个“时间胶囊”，装满了宋朝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向我们展示了宋代开放的胸襟。

　　资料显示，清理出的文物中，不少器物款式新颖、技术先进且带有外国风格，这说明宋代手工业生产因海外贸易带动，已出现了专门为国际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外销产品。

　　更有趣的是，“南海一号”还曾发掘出阿拉伯风格配饰，这让我们不禁对船上的人员构成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猜测，当时是否有外国商人借此船往返？亦或这些只是私人物品，用来彰显他们走南闯北的丰富经历？

　　这些都足以印证宋代与海外诸国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早已渗透进这个朝代民众生活的肌理之间。

　　我们不妨设想，若未遇意外沉没，“南海一号”本应该满载丰富的南宋特产，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交汇，将中华文化之风吹向世界各地。

风雅月湖 文冠古今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中城郊一处码头停泊着两艘正在卸货的货船，脚夫正将货物从船上搬到岸上。码头附近是饮食店、小酒店，不难想象，附近应该还有储货、寄宿之处。

　　货物流通、客商往返、人烟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等市场需求，促成了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与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

　　宁波亦是如此。宋代，来自高丽、波斯等国的外国人经历海上远途航行后，抵达明州港，便会找一风景优美处休憩，和当地人聊一聊风土人情。大多数人交流聚集之处，便是月湖。

　　北宋时期，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期著名政治家金富轼出使宋朝时，就居住于月湖边的高丽使行馆，他游览月湖时在湖心寺写下《宋明州湖心寺次毛守韵》：“檐外苍苍河汉逼，阶前浩浩海潮通。”这也是目前可考证的第一首外国人写月湖的诗。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始凿于唐贞观年间的月湖，至今已有约1400年历史，到了宋代开始繁华。

　　走进古色古香的天一阁·月湖游客中心，显眼处悬挂着一幅宋代诗人钱公辅描写月湖的诗句：“宴豆四时喧画鼓，游人两岸跨长虹。”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斯玉梅告诉我们：“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月湖那时候已经成为明州城文人雅士聚集的场所。”

　　月湖，处处充盈着人文气息。

　　斯玉梅拿出一本墨绿色装帧的《天一阁·月湖历代诗词汇编》，这本书搜集了北宋以来和月湖相关的1256首诗，北宋名臣王安石、司马光，南宋宰相史浩，南宋文学家楼钥……一个个熟悉的历史名人，都在月湖留下了印记。月湖的诗意，也可从中一窥究竟。

　　“宋代以来，月湖不仅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也是浙东学术中心。特别是到了南宋，明州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月湖便成为达官显贵、名儒学子居住、讲学首选之地，文化也更加繁荣。”斯玉梅说。

　　蒙蒙细雨中，我们漫步月湖畔，耳边仿佛响起了朗朗书声，思绪被拉回千年之前——

　　北宋庆历年间，王安石任鄞州知县，为倡导重教好学的风气，专门请来杨适、杜醇、楼郁、王志、王说5位大儒进城办学，号称“庆历五先生”。5人兴教重学，历30余年，弟子甚众，四明学风为之一振，浙东学派自此萌芽。

　　到了南宋，又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淳熙四君子”在月湖畔讲学。他们共同推尊德性，以道义相切磨，情谊深厚，催生了浙东学派的主力之一——四明学派。

　　碧波荡漾的月湖，绿树掩映，十洲（月湖一带宋朝时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十洲胜景）之上曾经世家宅第林立，书楼讲舍遍布。站在月湖的地图前，我们发现，原来南宋末鸿儒王应麟居住在月湖东，潜心著述；南宋著名画家楼璹、文学家楼钥，居住在月湖南边竹屿；为岳飞昭雪的南宋宰相史浩出自“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史氏家族，居住在东岸北端的菊花洲……

　　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浸染了爱国忠烈的浩然正气，厚植了浙东鸿儒的人文根脉，屹立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跨越千年，这些思想精髓、名士风骨、文化印记，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