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并非特地安排，那就是天意使然了。来盈川前，只知道此地当年是县府所在地，首位县令即初唐四杰之一的大诗人杨炯，但百年过去却成了乡镇，现在则是个村子。这么一种位势递减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不见得能说清楚的原因，所以会有点意思。

　　这天正好是当地百姓认定的杨炯1370岁生日（农历九月二十九）。类似细节，其实很难考证，我看当地编的乡土教材就称他生于农历四月二十日，相关资料显示，对他卒年的不同说法更多，彼此相差超过十载。

　　衢江水面开阔，码头吃水也深，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从前的物事了。但站在这里，前面波涛推拥，背后有矮矮的山坡，能更深刻体会到用“盈川”这样一个词来命名，何其确切与丰美！据说这个县名是杨炯改原初“白石”而取，意在叫这川流之处，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古人信奉并遵循孔子训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然而名正言顺了，事情也可能成，却并不一定能善终。

　　杨炯自幼聪明博学，11岁就被举神童待制弘文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兼社会科学研究院），一待就是16年。后来到秘府校书，又仕职东宫，给太子当老师，应当说都还是比较合适的职务，但杨炯不满足，在诗中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而他最终也没能如己所愿当大官或上战场，仕途与人生都终结于盈川。

　　对杨炯在盈川的政绩，说法不一，有讲其“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也有赞他亲政爱民的。很可能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管理与写诗不一样，身处武则天时代，严刑峻法被当作惯常的治理手段，杨炯不可能不受影响，而这么一种操作本身对内心柔软的诗人而言，精神上则不能不受折磨。杨炯投江而死，被解释为以身殉职，以我理解，很难说没有其他原因掺杂在内。

　　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兵败之后父子皆被杀，杨炯也受株连，贬至四川梓州（今三台县）任司法参军，结束了长安26年的稳定生活。但几年后，武则天又下诏叫他参与掌管教习官人书算的工作。官职虽不高，他仍是感激的。在《盂兰盆赋》中，称颂其“周命惟新”，并相信“圣神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籙；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

　　其间起落与复杂的宫斗背景及内心冲突，外人自然不得而知。而他任盈川县令，更近于贬职外派。但这确实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因为建制初设，杨炯首先要做的自然是踏勘县域，在这个过程中他规划水利措施，力图给民众以安定的生活。然而不幸遇上了极其严重的旱灾，田地龟裂，庄稼枯焦，百姓求神拜佛而灾情不解，杨炯仰天长叹，“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内疚加上无力感，他又是个自视甚高的人，现实中却连治理这么一个小县也挫折连连，而相信天人感应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信仰，诸种因素汇于一体，他遂纵身跳入盈川潭。据说当晚即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写了“其死可悯，其志可嘉”八个字，并敕建庙，封杨炯为此地的城隍神，而百姓感其恩泽，长年祭拜，每逢阴历六月初一，都要举行名为“杨炯出巡”的祭祀活动，周边百姓纷纷赶来，队伍游行至临近十多个村子，往往聚众万余。仪式持续至今，并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

　　这座祠庙，历史上几经建毁，至今仍是村里的标志性建筑。我们路过此处时，见里面摆满桌子，围聚着各处赶来的百姓，打听之下始知在为杨炯庆生。不免遗憾刚才在江边耽留太久，山河依旧，所在多有，而人心始终，何其不易！可惜下一站行程已定，不得不匆匆离开。

　　百年之后，白居易在一首抨击时弊的力作《轻肥》中，作为强烈对比，以“是年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收结，显然不像在旧事重提，但为什么靠着水量丰沛的衢江，却屡屡出现这样毁灭性灾害，个中缘由，叫人莫名所以。

　　人心向背，尤其历经千年仍浓烈如酒，一定有它的理由，考察漫长的发酵过程，总能找到一些尽管细节已不易分辨，却直到今天还可以令我们深思与借鉴的现象和经验。

　　千年之后，中国早就今非昔比，作为初唐四杰，杨炯的诗作还有人喜欢与研究，并不稀奇，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有余留，甚至重新被推崇，却是罕例。

　　我们此行高家镇，在临近的湖仁村领头人汪水荣身上，就依稀看到了这种影响。回村的他，创造了一种“湖仁模式”用于乡村环境治理，其要点是当家人带头，严格依规办事。在取消专职卫生员后，所有室外清洁工作都承包给每户村民，赏罚分明。他自己那一块有两千平方米，每天黎明未至，即起身洒扫。

　　最初推广困难，也有钉子户不理会，他便坚持替其劳作，终于对方开始自觉遵守。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由管理小组打分，好的有奖，差的则各方面都可能受制约。看起来有点严苛，却最终成为乡民自觉的行为，这个村子是我所有去过的乡村中最干净的。而村里创建的百果园，引入全国各处适合此地生产的佳妙品种，大幅度地提高了村民收入。

　　在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到一点杨炯的影子吗？似乎摸不着的文化传统往往有深远厚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