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寻找“诗和远方”的定义，是从都市“钢筋森林”转身，去拥抱大自然，回归闲适，周华诚无疑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典型。

　　2015年离开媒体行业后，他的定语不再是“记者”，而是作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稻田工作者”——他回到衢州常山县老家，和父亲一起种地，再把整年的劳作集结成文字，挽留住城市化进程中日益边缘的农耕文化。

　　离开，并非因受困于工作压力和瓶颈。周华诚甚至从来没想过去找什么“诗和远方”。“是文字工作者的直觉和职责，‘催’我去挽住城市化进程中日益边缘的农耕文化，让父亲找回做农民的自豪感。”

　　有趣的是周遭人的反应。“诗和远方”真的那么令人艳羡吗？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个悖论。

　　其实，在成为记者之前，周华诚是一名出色的检验科医生。同时，他热爱写作，不断给报纸杂志投稿。因为文字功底出色，他进了县委大院，前途一片光明。

　　2003年，衢州日报招聘，他受到“写作才是真正热爱”的内心感召，入了记者的行当。之后机缘巧合，又去了杭州日报社。“在父母那一辈人眼里，公务员才是铁饭碗。我这么折腾，他们已经不太满意了。但报社总归还是靠谱单位，杭州也是大城市。”

　　而今，彻底丢掉稳定工作“去种地”，看起来就更不明智了。最开始，周华诚周围人投来的目光，大多闪烁着疑惑和惋惜。“他们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干什么，担心我靠种地能不能养活自己”。父亲还有些气愤，他奋斗大半辈子，是为了把儿子送出去，而不是回老家种地。可老人自己在城市只待一周，就开始想念田里的鸡鸭鹅。

　　周华诚有时想想也觉得有趣，“哪有什么‘诗和远方’。远方就在身边，诗意就在脚下。”

　　在田野的第一年，他如期收获了一本计划之中的书，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更可贵的，是他开始反思“究竟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萌芽、返青、分蘖、长穗、结实，最终变成白花花的大米饭……在老家门口的地里，他仔细观察水稻的生长，看见了时间这个缥缈又猝不及防的东西。

　　水知了、仙女虾、蚱蜢、蝴蝶、瓢虫、青蛙……他观察稻田里的其他生命，有的有害、有的有益。水稻和它们“相爱相杀”又和谐共存的样子，是最原始的生命的韧劲。

　　“我写在自己公众号上的文章，帮我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稻友’。”艺术家、公务员、医生，杭州、上海、北京，甚至伦敦……周华诚组织大家一同聊天、旅行、吃饭喝酒，每年去田里割稻种地。“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把‘稻田’视作一种‘隐世’或者‘逃离’，而是更热爱生活、更积极‘入世’”。

　　汲取了大自然的灵感，建筑师设计出了新的建筑，画家画出了有生命力的作品。描写蔬果美食的《一饭一世界》、江南风物的《草木滋味》、开化钱江源文化和生态的《素履以往》以及和稻田相关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周华诚自己的书，也一本接一本地出。

　　有人，还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周华诚的另一个身份是独立出版人，拥有自己的工作团队。他为他人策划的五六十本书中，一大半作者的本职与“文字”大相径庭。

　　“有位在医院工作的‘稻友’想业余写东西，用来调节工作中紧绷的神经，又不知道该写什么。我问她，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她说是种花。我说，那就写种花吧。”这本《四时花朵作陪》，后来成功出版上市并成为畅销书。

　　从来没有考虑过怎么去“诗和远方”的周华诚，没有想到自己似乎成了他人“诗和远方”的引路人。

　　“一个人，不管身处何地，心里都要有一片瓦尔登湖、一方听客溪，或是一面西湖、一座终南山。”周华诚说，人要学会自洽。

　　也许，还有一种更高境界的自洽——跳出自我，去思考人和社会的关系。

　　近年自然文学在兴起。自然文学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里去，主张人应当过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在简约中体味生活的意义。

　　“比如《瓦尔登湖》，很多人以为梭罗在描写大自然，实际他是在思考社会问题。”他还推荐了《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作者戈登·汉普顿是艾美奖获奖的录音师，主题是主张环保。“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很多人工的噪音。汉普顿认为，大自然的寂静是人类消失最快的资源。所以他背着录音器材和测量分贝的音量计，去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记录大自然的声音。一旦噪音超标，他是会去环保组织举报的。”周华诚认为自己的作品里，最重要是也有“社会性”，时刻观照着当下的社会现实，比如帮助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难以自处的读者，可以放慢脚步，思考生活，去细看周遭美景。

　　“诗和远方”在哪里？从来无关此地还是彼地。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