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正迎来新机遇。

　　“长三角区域要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今年8月，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地区提出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出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率先”两字，既是一种期许，更是一份责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进一步，浙江从何处发力，该如何扬长补短？

　　11月初，浙江日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在杭州主办“提问‘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库沙龙”——“长三角一体化与浙江”，与会专家就“十四五”期间浙江如何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

一体化的核心是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长三角是全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长三角一体化的提法由来已久。浙江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体化的产物。”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回忆说，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地区间要素流动的壁垒，加快了上海和周边地区的互动发展，“星期天工程师”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要素流动，推动了苏浙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沪浙苏皖之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被不断打破，企业发展的空间格局不断优化，长三角整个区域得到了快速发展。

　　自从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合力，协同共进。那么，如何理解一体化？与会专家的共识是：一体化的“体”是体制的“体”，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

　　“一体化，我认为应该是一体的市场化，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要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形之手”要有边界意识，不能伸到应该市场做主的领域，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挤出效应”，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引起重视。

　　这一观点，得到了省社科院经济所徐剑锋所长持高度认可。“更高质量的长三角一体化，就是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尤其在产业方面，少一些行政干预手段。”徐剑锋说，产业分工协作问题，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经常讨论的一大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形成一个共识：产业之间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生产分工才会越来越细。

　　“我从2005年开始研究城乡一体化，一体化要害问题是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要素按市场化规律向生产力高的区域或部门配置，这是最要紧的。”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观察这个问题已有多年。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最初是从民间自发形成的，如今上升为政府推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此，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政府和市场融合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但在生产力布局上，必须尊重市场一体化，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以引导规划。有些地方政府不计成本招商引资，成为当前困扰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难题。

　　不同领域的一体化，政府和市场要发挥不同作用。“一体化要分不同领域，并施以不同的对策。”卓勇良举例说，比如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一体化，你投我投大家投，需要由政府牵头主导；如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涉及各方利益，浙苏皖的人喜欢到上海看病，但上海人可能不一定乐意，各地政府要坐下来好好协商；如企业竞争领域一体化，要放开手让企业自己干，让市场决定去留。

　　“一体化不能只热衷于看得见的政绩，否则政府‘看得见的手’难免会越伸越长，对行政权力和政府财政的依赖性就会越强，而越是计较‘你的’项目还是‘我的’税收，一体化就越难实施。”省社科联原副主席蓝蔚青补充说。

一体化实现路径要升级换代

　　最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迎来一周年生日。32项制度创新成果、60个亮点项目……一个个数字描绘出青嘉吴三地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最近去调研了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我们认为，这块示范区的意义类似于雄安新区。”蓝蔚青说，它一方面有助于解决“大城市病”，为中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引擎，将成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新样板。

　　蓝蔚青建议，这里要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

　　长期奔波在三省一市，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新东教授也观察到了许多新变化：以上海科技创新为代表，个别前沿科技实现突破性进展，处于领先地位；疫情发生之后，长三角地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史无前例地增大；长三角内部的技术输出和输入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这些新态势下，我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路径应有所提高，从零敲碎打提升到全面系统地推进，从浅尝辄止提升到深入扎实地推进，从各自为政向协调统筹加以推进。”于新东总结说。

　　以协调统筹为例。“最近，我带队研究区域创新一体化，对比了西方国家的创新体系后，提出的第一条对策就是长三角有关规划首先要协同起来。”于新东说，长三角区域合编规划和政策协同非常重要，但目前还没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协同推进，三省一市还是各自为政，这背后需要制度创新。

　　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除了关注宏观层面外，来自市场的微观主体也不可忽视。作为G60科创走廊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秘书长，谈浒明分享了企业家们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感受。

　　两年前，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金华成立，旨在搭建G60科创走廊区域内新材料产业合作交流平台，加快推进产业一体化布局和各类高端要素对接，促进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和协同发展，得到长三角区域的新材料企业热烈响应。“我们带着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长三角高校进行产学研对接，达成了多个合作项目。”谈浒明说，成立联盟的最大好处就是实现了长三角科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促成不同地区间协同发展。

　　如何让产业合作趋向深入？在谈浒明看来，浙江的制造业主要来源于块状产业，几十年发展转型升级为产业集群。但产业的传统性、同质化等没有根本改变，原因在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本较高、创新意愿不强，产业长期在低水平竞争。因此，浙江制造业要摆脱这个困局，需要在科研突破和产业化结合方面作出重大改革，以一体化布局，让产业短板、共性难题走进科研机构，让科研成果研发专利嵌入产业化。

主动用好

“数字经济”长板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各自的优势变成共同的优势。浙江的优势在哪里？多位与会专家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数字经济。

　　“浙江在数字经济领域应该有所作为。”于新东认为，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话语权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浙江在这个领域具备重量级话语权的能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长三角，这对浙江发展数字经济领先优势、共建共享数字长三角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

　　如何拥有话语权？关键是敢于争先，知难而进。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明振东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故事：三四年前，杭州、绍兴、湖州和嘉兴等城市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数字化转型，普遍不太热衷，担心自己会变成别人的炮灰，最好旁边的企业先做，等他们成功了自己再跟进。为此早几年杭州就牵头成立了长三角协调会物联网产业专委会，打造一个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物联网行业平台，协调和促进长三角主要城市物联网产业发展。

　　“如今共建数字长三角，不仅自己要先动起来，还要带动别人一起前进。”明振东认为，浙江只有高起点发展数字经济，面向全国和世界新经济的舞台，才能联动兄弟省份共同来打造数字长三角。去年，杭州举办了首届中国长三角数字经济大会，与三省一市的科研院所、高校、政府、企业、协会联合启动了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联盟，正在努力孵化搭建新一代实体化创新生态服务平台，通过“政产学研用、才金介美云”的联动体系，共同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建设及产学研深度融合。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通过有意识的主动引导、协同赋能、共赢发展，让杭州和浙江的经验在长三角区域先推广起来。”

　　对此，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数据和数字，肯定会成为一体化的核心动力。这是一个万物互联、数据开放的时代，通过淘宝可以解决数以千万计消费者的体验问题，杭州城市大脑可以解决千万级城市交通治理的问题，健康码可以解决十几亿人疫情防控的问题。

　　“未来，物理空间的阻隔不会成为障碍，数据一体化会成为一体化核心要素，浙江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强标志性产业链培育，以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智慧应用、工业互联网为切入口，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明文彪说。

　　那么，怎么为长三角“锻长板”？“我认为，要采取‘挤进去’战略。”卓勇良说，如果门没有开，你要从窗子里跳进去，要发挥“挤进去”的精神，我们自己一定要记牢“有作为才有地位”，当你很弱小的时候找人家合作，没人愿意跟你谈，这是很正常的，只有当你有所作为有了地位，别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