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年6月第3个星期日，是父亲节。上周起，《钱塘江》副刊在浙江新闻客户端推出“父子家书”特别征集活动。不到一周时间，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近百篇投稿。那些平时说不出口的情感，用文字默默记录，更含蓄，也更隽永。本期精选几封家书刊登，让这些或难忘或寻常的故事，传达出深沉、浓厚的父爱。

　　如果向上世纪50年代前出生的本地人打听，杭州最出名的霓虹灯师傅是谁？知情的人会告诉你：蔡师傅。

　　蔡师傅名叫蔡信霭，也就是我的父亲。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杭州市中心延龄路（后改名为延安路）附近几乎每一块彩色霓虹灯招牌，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和安装的。

　　父亲是福建人。1928年，14岁的他独自一人到上海霓虹灯电器厂当学徒，从此和霓虹灯结下不解之缘。那时，上海霓虹灯电器厂是全国霓虹灯制作技术最好、规模最大的工厂。不到4年，他就熟练掌握了这门在当时算得上顶尖的技术，做出的霓虹灯可以在夜晚绽放出七彩光芒，煞是亮眼。

　　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老板施振祥新开了一家东南霓虹灯厂，匆匆到上海招工，然而上海的师傅都不愿意来杭州。施老板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回杭州前他终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牵线搭桥：“杭州有个‘小福建’，技术还不错。”原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会了技术的父亲在杭州找到了一份邮局的差事，当时这可是个“铁饭碗”。施老板找到我父亲，又给他提供了一份副业——下班后去做霓虹灯。

　　打两份工的辛苦可想而知。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天清晨4时从家中骑车去城站邮局上班，晚上9时从延龄路上的霓虹灯厂收工回家，风雨无阻。有一天我问他：“每天不着家从早到晚在外奔波，究竟图什么？”他摸了摸我的头，微微一笑：“图全家过得轻松。”

　　后来我才知道，刚来杭州不久，几位叔父和姑妈先后患病去世。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爷爷奶奶强忍悲痛在延龄路的“大世界”门口支了个地摊。父亲也不得不一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当时东南霓虹灯厂是杭州唯一的霓虹灯厂家，我父亲是厂里唯一懂霓虹灯制作技术的师傅。而延龄路上采芝斋、素春斋、杭州酒家等一众商铺对霓虹灯招牌趋之若鹜。生意源源不断，我们的家境很快好了起来。爷爷奶奶不用去摆摊了，一家人也住进了西湖边白傅路上的一栋洋楼里。如今，粉墙黛瓦青砖的小楼已经变成了休闲餐馆，不远处波光粼粼的西子湖和小楼里奶奶、母亲和我们嬉戏时的笑声，成为了我永远的童年回忆。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另外两个姑妈护校毕业，到杭州红会医院当护士。为了她们工作方便，父亲下定决心，举家搬到了红会医院对面的刀茅巷。父亲说，两位姑妈的护校学费都是他制作霓虹灯赚来的，搬家也是为了让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10周年华诞。当年7月，父亲接到任务，制作国庆大型霓虹灯标语。时值盛夏，霓虹灯管需要用明火将玻璃管软化，施工间里的温度可想而知。国庆前几天，当他时隔近两个月出现在我们全家人面前时，这个黑了瘦了不少的父亲一脸得意和满足——在柳浪闻莺、六公园、断桥……杭州城内不少地方都有他亲手制作并安装的霓虹灯标语。

　　自那以后，每到国庆，父亲的作品总会准时出现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后来杭州邮电部门也成立了邮电器材厂，开始承接霓虹灯招牌制作生意。我高中毕业后，同样加入了邮电器材厂，也开始吃上“这碗饭”。自己上手后，我才明白这看似简单的工艺，背后有如此多的门道。霓虹灯管的弯制力道要恰到好处，连接电极要对电路知识了如指掌，让灯更加色彩斑斓则需要在灯内添加不同的气体……不是钟情此道，没有一种工匠精神，想要把它学深学精委实不容易。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LED灯的流行，霓虹灯招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年逾七旬的父亲终于闲下来了。每次见面，他都会满怀歉意地回忆起过去，说自己最遗憾的就是陪霓虹灯的时间太多，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但全家人都知道，他最爱的还是我们，他只是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

　　我今年77岁，父亲也已经走了1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往事，我总能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迎着金黄的夕阳，精瘦的他牵着年少的我，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去为延龄路上的老字号安装霓虹灯招牌。

　　（陆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