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枫桥经验”在这里诞生，矛盾不上交、“捕人少、治安好”的绍兴经验走向全国；步入新时代，以乡镇（街道）为关键，走好“最初一公里”，绍兴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走出了新路径。

　　“枫桥经验”起源于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一端连着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端连着老百姓，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绍兴把乡镇（街道）作为调节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关键环节，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战场，在6个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成投用的基础上，关口前移，推动镇、村两级中心建设，从而形成以乡镇（街道）为核心的三级中心体系。其中，村级中心突出守防线的功能，镇级中心突出主阵地的功能，县级中心突出全兜底的功能，有效防止矛盾外溢或上行，切实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始发阶段、解决在基层。

　　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群众永远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源头活水。

　　绍兴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响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让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同时，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基础作用，集民智、汇民力创新社会治理，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质量平安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绍兴将顺应新时代人们对平安建设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绍兴建设，为“中国之治”贡献具有绍兴特色和“枫桥经验”内涵的市域社会治理方案。

　　越城区：

　　“智能化+”，区域治理安上“聪明大脑”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绍兴市越城区，分布在公共场所、小区、商铺等区域的城市部件告警器、餐饮油烟告警器等物联感知设备，形成一张“天网”，将违法违规现象报送至区综合信息指挥中心。

　　“这就叫‘一网统揽八方事’。”越城区综合信息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越城区的平安信息系统、基层治理四平台、智慧城管、12345政务热线等信息平台及全区政法委、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11个部门数据也已全面整合，将44个省、市、区APP全部融入基层治理四平台，打造非110的智慧指挥体系。

　　以这个“会思考”的“城市大脑”为核心，越城区区域治理综合体正在逐步构建：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局、司法局、人社局、建交局等10余个部门已入驻服务；在拥有执行服务、家事审判、诉调对接等12个专区的法院诉调中心内，化解矛盾“只进一扇门”已基本实现；在信访代办方面，实施以“三帮一办”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推进深化“三服务”、打造“零次跑”的问题处置闭环工作机制，确保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始发阶段。

　　柯桥区：

　　三级联动，基层治理指挥体系全覆盖

　　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活力在基层。柯桥区始终牢固树立“最多跑一次”理念，以运行协同、力量下沉、全网覆盖为主要抓手，着力构建区、镇、村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走进柯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仿佛进入一个偌大的“诊治社会治理疑难杂症的综合性医院”。群众走进办事大厅有专人接待，群众诉求由窗口统一受理。随后，根据诉求类型不同，群众将被分流至信访联合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劳动仲裁中心等12处不同的化解调处功能区，真正实现信访诉求、矛盾纠纷只需进“一扇门”，办事维权只用“跑一地”。

　　除了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柯桥区还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解”向全区16个镇（街道）延伸。在镇街层面，在综合信息指挥室接入电子政务视联网等智慧化元素。在村级层面，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实战作用，切实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目前，柯桥成为全省率先延伸基层治理“四平台”和电子政务视联网到村（居、社区）全覆盖的区，真正实现区、镇、村三级联动。

　　上虞区：

　　打响乡贤回归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品牌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治理的智慧。上虞充分发挥乡贤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探索推进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途径，通过引“资”回乡、引“智”回乡、引“知”回乡，拓展乡贤参与家乡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路径，打响乡贤回归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域品牌。

　　依托虞商联谊总会和各地分会，组织开展“走进上虞、创业在乡”活动，推动了大量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信息回传、人才回乡。截至目前，全区已创设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各类社会基金190余个、本金20亿元以上；乡贤参与形成的“四方会议”“民情通工作法”“四不出村”“五字监督法”“联浦要诀”等基层治理品牌不断打响，全区拥有乡贤参事会228个，拥有乡贤会员8615名；创设“乡警回归”警务工作模式，开展医师、教师、律师和公务人员、银行职员等群体“三师二员回归乡村”活动，结合自身职业特点、经验学识、个人特长，实行点单派单制，使乡贤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上虞的实践已经证明，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为了让乡贤文化、乡贤精神深植于年轻一代的血脉之中，上虞推出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开展海外华侨及港澳台青少年回乡寻根问祖、参观交流等活动，举办“百年常青”等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班等，增进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赢取人心回归、情感回归。

　　诸暨市：

　　聚焦社区治理，创新共享社区模式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也集中在社区。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把“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应用到社区治理，积极探索“党建+社区+物业+智慧”的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模式，把服务居民、造福居民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朱公湖社区有“蒲公英管家”志愿服务队，参与邻里互助、平安巡查、楼道保洁、政策宣传、纠纷调解等；东兴社区有交通微循环志愿服务队，缓解了开放式小区停车难；南门社区有老年爱心食堂，每餐服务近百老人；友谊社区通过安装智能信息系统和应用现代物联网技术等进行社会治安智慧防控，探索智安小区建设模式等。

　　探索城市社区融合共治机制，构建社区生命体、治理共同体和生活综合体“三位一体”的共享社区格局，是更高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诸暨将牢牢把握城市社区治理融合化生活方向，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议事协调机制，让居民主动参与到各种社区活动中来，在享受社区资源服务的同时提供自己的资源和服务，达到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目的。

　　嵊州市：

　　创新调解理念，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

　　不久前，一件发生在疫情期间，横跨浙江、江苏两省的调解案备受关注。家住嵊州市北漳村苗农老王因为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将与江苏省宿迁苗商签订的14万苗木送达，被宿迁警方立案调查。老王第一时间将电话打给金庭镇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在人民调解员、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等多方力量的支持和配合下，调解案得以顺利解决，保障了农民的经营生产活动，得到了老百姓的由衷点赞。

　　作为越剧之乡，嵊州将越剧“柔婉”的特性和“依法调解，以和为贵”的调解理念相结合，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形式，进一步整合力量资源、集成多元手段，打造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融调解”体系，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金庭镇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整合了原本分散设置的镇群众来访接待中心、12345统一政务咨询投诉办理中心、镇公共法律服务站、镇综治工作中心等平台，形成1个中心N个平台的“1+N”工作格局，构建了联合接访、矛盾调解、信访代办、法律援助、诉讼服务“五位一体”多元化解平台，做到“一扇门进出，事情全办清”。

　　在原有法官、警察、检察官、网格员、专职调解员的基础上，整合心理医生、律师以及“老娘舅”、村嫂、乡贤等社会力量，吸纳法律咨询、心理服务、律师调解、品牌调解等进驻，引进花木协会、小笼包协会、养蜂协会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专家，扩展调解员库，让每一个社会矛盾都有相应的专家级调解员调解，做到“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新昌县：

　　基层治理“3+5”的儒岙探索和实践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立足基层，就地化解矛盾。新昌县儒岙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实践基层治理“3+5”模式，建立儒岙镇综治工作中心、儒岙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平安儒岙体验中心，推出天姥平安行、天姥美立方、天姥爱心港、天姥书香情、天姥夕阳红五大特色志愿项目。

　　儒岙镇综治工作中心，是全镇综合治理的中枢神经。综治工作中心整合了基层治理四平台、平安建设系统、胶囊监管系统等资源，在平安建设、社会治安、应急调度指挥、四平台协调处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胶囊监管系统，可以实时掌握全镇胶囊企业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实现了无死角监管。

　　平安儒岙体验中心，是全镇平安建设的重要阵地。通过图片展览、视频影像、实物展示、模拟体验的形式，展示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相关的主题，让更多的人参与平安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有3万多人次走进体验中心。

　　儒岙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全镇社会组织的孵化摇篮。全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220个，累计开展扶弱济困、助学助医、社会救灾、矛盾调解、心理咨询等各项活动1500余场次，参与人数8万余人次，缓解了基层矛盾，促进了乡风文明，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涌现了新昌县天姥义工协会等“金牌”组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绍兴市委政法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