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立潮头 海定波宁
高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宁波答卷
黄丽丽 勇政华
东海之畔，甬城潮动。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在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宁波坚持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争当“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
“无宁不成市”，这是宁波市域社会治理的真实写照。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宁波，快速的城市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给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宁波坚持“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的理念，在破解城市发展顽症痼疾的过程中，各种治理模式不断兴起，各类创新做法精彩纷呈，在便民服务方面有“81890”求助服务中心、化解矛盾方面有“老潘警调中心”、自治方面有“村民说事”、法治方面有“小微权力清单”、德治方面有“道德银行”、智治方面有“移动微法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宁波市委针对当前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要按照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聚焦关键处、打开突破口，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宁波特色的市域治理现代化路子。当下之宁波，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在推动宁波市域社会治理进入全面化升级、系统性突破的新阶段。
创新探索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标准化的
宁波样板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一个常住人口超过800万，流动人口近500万的劳动力输入大市宁波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
为了打赢这场城市保卫战，夺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胜利，宁波全市基层社区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统筹物业、业委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第一时间编织“安全防护网”。疫情发生以来，全市3200余个社区党组织积极发挥网格作用，发动8.6万名网格党员组建3700余个防控志愿服务队，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疫情，更是一次大考。宁波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方发力，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宁波生根发芽，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作为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比较早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关于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涌现了“俞复玲365社区服务工作法”“道德银行”“老潘警调中心”等一批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特色品牌。
在地方实践中，象山县大徐镇充分发挥镇乡作为乡村治理的关键层级作用，以解决初信初访、就地及时化解矛盾问题为切入口，探索建立信息多元收集、问题分级研判、处置全程监管、信访治本疏源等制度，真正使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种“问题主动找、研判重视管、处置全程督、信访源头治”的“大徐经验”已经在全市推广。
在社区协同方面，以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为代表的社工团队，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以“三联”“六服务”“五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工作法，推动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三治融合”，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提升社区治理各方的“能量级”，全面推动精细化社区治理，有效促进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区善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体现在敢突破善创新上，更体现在可复制能借鉴上。宁波创新性地推动标准化建设从传统的工业、农业领域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探索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和项目化，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镇海区在全省首个建成并实体化运行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通过整合行政、司法、信访及社会资源，集中办公驻点，对社会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实行“一个窗口”集中分流处置，一揽子调处矛盾纠纷，避免了群众解决信访问题“多头跑、越级跑、反复跑”的现象，真正实现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高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接下来，宁波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真正成为“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
智慧支撑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
宁波样板
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摇篮，是不断成长发展的生命体。作为我国第一个系统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宁波紧紧抓住以云计算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带来智能化治理的契机，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使治理过程可量化、可追溯、可考核，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
宁波在全国率先建立政务云计算中心，先后整合基层20多个信息系统和形式多样的采集终端，统一建立“宁波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标准化共享平台和信息采集终端“e宁波”，3800余万条人口、法人、地理空间、信用等各类数据实现贯通共享，为有关部门掌握治安动态、进行科学决策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撑。
以公安部门为例，通过整合汇聚数据资源、专业手段、专门技术，建成运行大数据侦查实战中心，推动视频国家工程实验室宁波基地落地，全市刑事立案数和交通事故全口径死亡人数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涉案视频采集率、侦查破案率大幅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成功创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示范城市”，1298个新建“智安小区”达到省标、376个“智安小区”实现“零发案”。
宁波市检察机关在全国首创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方向，依托省政务服务网，对接市行政处罚网上办理系统，对市县两级行政处罚案件数据进行汇聚互联，打通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信息互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200余家单位行政处罚案件、14万余条行政处罚数据的全程实时监督，入选“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优秀创新案例”。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可以推进城市治理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宁波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治理理念和工作成效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针对宁波外来人口多、大量外来人员返甬的现状，宁波市公安部门与铁路12306达成合作，力推“宁波全域一码通”。截至目前，已有1210万余人次通过该渠道完成申领并成功入甬。来甬人员从抵甬之日起，通过申报“甬行码”，使疫情防控部门第一时间获知该人员的健康状况，实现人未到甬、服务管控先至，最大限度切断传播链，最快速度找到风险源。
疫情的发生按下了线下诉讼的“暂停键”，但是支持“一站式掌上诉讼”的“移动微法院”却依然“在线”。早在2017年10月，“余姚微法院”的试水展现了这一新事物的生命力，之后其被推广至宁波两级法院。2019年3月起，立案、调解、开庭、执行全流程在线的“移动微法院”走出浙江，逐步向全国法院推广。今年2~3月，浙江法院运用移动微法院办结案件144706件，全省平台访问量2446.7万人次，日均访问超过40万人次。
互联网同样赋能农村等偏远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其智能化水平。近年来，宁海县精准聚焦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以“群众路线+互联网技术”为手段，开发推广“村民e点通”平台，积极探索农村基层“数字治理”新模式。目前，该平台已在全县18个镇乡（街道）的363个行政村全面推开，激活使用人数达到184388人。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借助大数据编织成的“城市安全网”，宁波不断引进和运用最新的科技，打造更加精细、智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个性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努力推动宁波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协同发力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的
宁波样板
人，是城市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宁波从群众感受出发，从盲点隐患入手，破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顽症痼疾，不断提高管理效能和水平，让老百姓成为平安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在农村，信息不透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是衍生矛盾和冲突的源头之一。2009年，象山县西周镇杰下村首次尝试通过“村民说事”的方式，实现民主恳谈、让村民当家做主。2017年开始，宁波全面推行“村民说事”制度。从“说事”到“办事”，从“盆景”到“风景”，截至目前，全市3113个村（社区）都建设了与说事长廊、议事室、文化礼堂等相融合的议事平台。通过引导支持广大群众多方位、多渠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并建立农村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农村群众对村干部规范用权的满意度达80%以上，全市建成省级“善治示范村”361个、无访村（社区）774个。2019年，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相继在象山、宁海召开并推广了相关经验。
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
宁波率先在全省建成市诉讼（调解）服务中心，所有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镇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也相继建成，实现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与此同时，坚持将多元化解平台与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有机整合，形成市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网络。全市各级调解组织每年化解矛盾纠纷10余万件，调解成功率99%。
条块分割、群众观望，是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全国性难题。为了破解人员配置“各守一摊”、政府干事“群众观望”的难题，余姚市确立了“六个一”目标任务，全力打造基层治理“阿拉一起来”品牌。自其运行以来，“全科网格团队”有序联动，“基础网格+专业队伍+协同力量”叠加作战，截至目前共处理各类网格事件12万余件。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工作的最终目标。宁波不断积累、总结和推广基层治理经验，运用法治方式和群众工作方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高水平民生服务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
宁波
平安建设成果
（本版图片由宁波市委政法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