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任务,他总是随叫随到
追记战“疫”期间殉职的杭州市公安局80后民警王益民
本报记者 李攀 孙磊 通讯员 甘露 程建喜
“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兄弟”——3月10日零时12分,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法制大队民警韦性军看到微信群里突然跳出的两条信息,背靠着墙,瘫坐在了地上,哽咽着:“怎么可能?几个小时前,‘王大’还在和我们一起工作,讨论案情,他才38岁啊……”他口中的“王大”是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王益民。抗击疫情以来,王益民一直奋战在一线。3月9日下午,王益民突感身体不适,经全力抢救无效后于3月10日凌晨不幸殉职。
3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王益民生前工作的法制大队。他办公桌上的电脑“嗡嗡”响,仍然在“工作”状态,打开页面出现的是他正在办理的一个案件卷宗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座位旁摆着厚厚两叠法律书籍,一本写了大半的笔记本详细记录着工作计划,桌子底下的白色收纳箱还没来得及收拾。
“‘王大’调到法制大队工作3个多月,几乎没怎么休息过,只要有任务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韦性军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更忙了。除夕夜前,有的地方出现了涉疫类违法犯罪,他立刻牵头梳理了相关案例和适用法律条款汇编,帮助基层民警侦办案件。2月27日,上城公安分局紫阳派出所正在侦办疫情期间全局首例额温枪诈骗案,王益民提早介入,指导民警固定证据、规范办案程序等工作,仅用了6天时间就完成案件办结,创造了分局刑事案件办理最快速度,并促使犯罪嫌疑人退赃退赔,挽回被害人损失。3月9日那天,经过一天一夜值班后,按照惯例本该是王益民难得休息的日子,但他依旧继续上班办理手头的案子,哪怕领导口头下了强制休息令。
作为一名法制“新人”,能把案子办得又快又好,无可挑剔,并非偶然。一起共事的3个多月里,孔冬宁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搭档,“他有时很健忘,有时却记忆力惊人。”孔冬宁说,3个多月来,他和王益民一起吃中饭不超过5次,每次一到饭点,王益民总说“你们先去,我看完这个案子再说”。等到大家回来,他早已忘记吃饭。后来,同事们发现个细节——王益民有个习惯,每天早上他都会多买2个包子,而这也就成为他误了饭点之后的午餐。王益民患有高血压,吃药比吃饭忘得还快,但对于案件他记得格外清楚。“有一次,我参与一起案件办理,快到办理期限,还是王益民提醒了我。”孔冬宁很好奇,“你怎么还记得我的案子?”3月10日,当孔冬宁整理王益民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记事本,发现每一起案件提交答辩、提交证据、开庭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大概就是他的秘诀吧。”
参加疫情防控以来,王益民一共参与侦办了5起涉疫类行政案件和2起刑事案件,除了法制业务的本职工作,他还要承担上城区集中隔离点的执勤任务。“他常常两头跑,晚上执勤到凌晨,第二天又早早就赶到单位,面对困难,他总是不避不让,面对任务,他总是勇于担当,从来不说自己又加了多少班,干了多少活。”同事们说,从基层派出所到反恐大队再到法制大队,只要工作有需要,他就没有上下班,没有白天黑夜。
虽然工作严谨认真,甚至不苟言笑,但熟悉王益民的人都知道,他的内心有多温暖。王烨是王益民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室的“关门弟子”,他还记得第一次独自处理一起家庭纠纷,久久不能调解成功,年轻气盛的他火气“噌”地一下上来了,在门外一直观察的王益民把他叫到一旁,“处理纠纷,要站在双方的角度上,各自劝说,关键是你自己要摆正情绪,客观地处理!”随后,王益民带着他做了整整10个小时的“示范”,成功化解了纠纷,双方握手言和,临走前还不断道谢,“我想这大概就是师傅的人格魅力吧,现在每每碰到复杂的案件,我总是想起师傅的那句话,办理案件一定要办得精细,不留‘后遗症’,让当事方都无可争议,这是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所在。师傅,您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王烨几度泣不成声。王益民离开后的这段时间,王烨想找几张和师傅的合影,留个念想,可遗憾的是,到头来只有视频里零星的几个片段。
记者了解到,38岁的王益民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孩子,一个8岁,另一个只有4岁。今年秋天,他们原本将乔迁新居,可是如今新家还没布置好,他就走了。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和王益民一样,在疫情防控和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两大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浙江公安民警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履行从警时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