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正处于“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关键阶段，作为“三个地”的使命担当，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而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浙江争当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政府数字化转型助推省域治理现代化

陶建钟

　　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省域层面的落实和体现，是立足省域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治理实践。省域治理现代化是个综合性、立体性和全面性的范畴，包括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工具、治理路径的现代化，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省域层面的落实和支撑。

　　浙江正处于“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关键阶段，作为“三个地”的使命担当，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其中，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浙江争当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历史的视野看，科技进步曲线与政府变革的曲线基本同步，每一次科技领域的重大进步，往往带来政府自身变革的重大机遇，技术进步打造的技术秩序以其全新的理念、方法、工具和制度改变着政府治理，并带来政府治理逻辑和运行流程的重大转变。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并广泛应用，标志着全新的IT时代到来，政府的智能化革命不可避免。而当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集群式涌现，标志着一个以人机互动、高度智能化为主导特征的DT时代已经到来，数据洪流汇聚成数字治理的基本趋势。

　　在社会治理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日益分担了治理的任务，并逐渐演化出治理的多种方式，但现代治理的关键变量仍然是政府及政府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科技进步不断赋能政府治理的规律，内在主要线索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数字时代，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要求。

　　政府数字化转型带动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我国已经确立了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能以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来牵引和带动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协同，并撬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指出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

　　作为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代表和先行示范，当前浙江的数字政府建设要在前期“最多跑一次”改革营造的良好政务环境下，接续发力、持续创新，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为关键抓手，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各领域覆盖深化，并主动顺应数字化时代大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对政府职能进行系统性、数字化重塑，推进政府部门工作流程再造，打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政府”。

　　政府数字化转型贯穿省域治理“六大体系”全过程

　　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现代法治体系、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保障体系等“六大体系”建设。“六大体系”既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又充分彰显浙江特色，是浙江落实国家总体部署的制度执行体系，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点工作体系，是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制度体系。“六大体系”的建设和推进都与数字化技术运用紧密相关，由政府数字化转型引领、驱动、激活数字化应用，贯穿于“六大体系”全过程。

　　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前期基础，也有比较优势。浙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并在数字社会领域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是浙江近两年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颇丰，如通过建立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两大关键模型，不断推进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治理核心领域的协同，加大政务的数字化运行比重和提高数字的政务化运行程度等。

　　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方能充分发挥治理优势

　　政府数字化转型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成为各领域创新转型的新空间和新范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经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后，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基本共识在于，数据是未来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最突出的载体和内容，因而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经济主体的自动选择，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受到多种制度性要素的规制和刺激。政府治理水平与经济运行能级在数字时代的关联度越来越密切。数字经济事实上是在与数字政府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不断发育成长的，数字政府本身不直接参与研发技术，但能对技术体系的成熟和完善起到重大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保障。

　　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各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注入新活力。数字政府建设将在数据资源的唤醒和使用中萌发更多的社会需求，衍生出新的社会力量和数字生态系统，社会主体的自生产、自组织、自供给能力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得到充分培育。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单元集，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以技术为主控的治理模块集，并以社会需求为驱动形成响应灵敏、交互便捷的治理机制。政府将更多地在数据增值、保值方面吸引社会力量和社会主体参与，不同的企业、产业、生态圈都可以投入数字政府建设，既能服务群众又能服务政府，社会主体的创新活力就能被充分地激发，数字政府建设就能造就数字资源的普遍受惠者。

　　政府数字化转型拓展公共服务新能力。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的流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数字政府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成为深化中央“放管服”改革和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平台。数字政府不是简单的信息化，也不是数字服务的功能性组件或技术，而是一系列可以供政府多个组成部门共同使用的共享组件、业务流程、技术平台和数据托管中心。其核心要义在于数据资源一定要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可访问的开放、共享和接驳平台上，充分利用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数据资源在线计算，实现精准服务。数字政府建设能克服以往公共服务领域一些长期没法解决的堵点、痛点和难点，大大拓展公共服务的新能力，切实提高服务精准性而走向互动化，缩小数字鸿沟而趋向均等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而导向便利化。

　　【作者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