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方脸盘，略显黝黑的肤色，谈吐沉稳亲切——初见胡培松，其身上便透出水稻育种科学家常有的“接地气”特质来。

　　当选院士一个多月后，在富阳北郊的中国水稻研究所，胡培松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和记者面对面坐而论“稻”。

　　胡培松办公墙上，挂着这样一首颇具哲理味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与窗外的水稻田和眼前的这位老水稻人大有呼应之意。

　　谈话间，胡培松随手拿起桌上的一穗稻禾，娴熟地单手顶住稻谷的胚芽端，轻轻一推、一捻，谷粒壳就开了。他说这是多年田间实验练就的“本事”——如此一来，就能腾出另一只手来拿记载本，两不耽误。

　　俯首田间二十余载，胡培松专心耕耘在籼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领域。如今放眼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田间，稻花香里皆浸润着他和团队的心血与汗水。寒冬酷暑、晨起夜归，只为中国人手中的饭碗端得更牢，吃得更香，吃得更安全……

水稻选种，“顺眼”很重要

　　记者：祝贺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比较重要的几项创新成果吗？

　　胡培松：谢谢。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师从中国著名水稻育种专家黄发松研究员，正式开展籼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籼稻约占我国水稻面积的68%和总产的65%，稳定籼稻生产是确保“口粮”安全的基础。但品质差是籼稻生产中最突出问题。在近30年的科研生涯中，我一直以品质研究为核心，其中一级籼型香稻新品种培育、优质食用早籼稻品种培育和超高产专用早籼稻品种培育是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记者：虽然稻米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但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该如何判断稻米品质的好坏呢？

　　胡培松：通俗来说，好看、好吃、好加工，以及有营养，可以作为评判优质稻的几大指标。其实，水稻选种就像找女朋友一样，“顺眼”很重要。在外形上，我们可观察其粒长、粒宽、垩白、透明度等。一般来说，无垩白、全透明，看起来亮晶晶，同时“身形”还比较修长的，品质就较优。但涉及到味道和营养品质，则须依靠淀粉结构及含量、蛋白质含量等理化指标进行分析。

　　记者：过去说到好吃的米，我们常常会提到泰国“茉莉香米”和日本的“越光米”，您培育的籼型香稻品种，是否与这两种国外优质稻米作过对比？

　　胡培松：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品质好的粮食主要依靠进口。像泰国的“茉莉香米”一样的优质香稻品种在国内还是空白。

　　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家育种攻关课题——一级籼型香稻品种培育正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高端优质米的消费需求问题，种出可与泰国香米媲美的优质稻米。

　　杂交水稻育种，需要在杂种后代中发现我们所需要的优良性状个体，一次次种植、选择，一年至多3季；而一个品种的培育，至少要经过8轮培育；所以一个好的水稻品种稳定下来，起码需要6年。从杭州到海南，年年像“候鸟”一样往返……我和我的团队经过长期研发，克服了种质匮乏、技术短缺等育种难题，最终培育出了系列一级香稻品种，填补国内空白，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优质米产业发展。2009年，“籼型系列优质香稻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它是可以与泰国香米相媲美的优质稻米。

　　记者：香稻之外，您提到的另两项研究成果则都是围绕早籼稻品种展开。

　　胡培松：是的。一直以来，南方双季早稻有个明显缺陷，就是不好吃。它生长周期短、要经历南方的“倒春寒”、梅雨季。南方梅雨季期间，温度只有20℃左右，出梅后温度却会跳跃式增长到35℃左右，水稻跟人一样，对环境变化有着敏锐感知，这样的骤变它往往适应不了，也就无法结出优质米。所以，早籼稻就像“早产儿”，口感不佳。

　　米不好吃，农民辛苦种下的稻米就卖不起好价钱。我和团队就开始考虑在高温条件下让早籼稻品质变优这一问题。通过20年左右的努力，我们终于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二级优质早籼稻品种。2012年，“优质早籼高效育种技术研创及新品种选育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记者：后来的“中嘉早17”是这一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优化吗？

　　胡培松：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之前的研究成果是解决了早稻优质化的问题，那么米粉专用稻品种“中嘉早17”则使早籼稻实现用途多样化。

　　传统水稻中，胶稠度和直链淀粉是一对紧密连锁性状，胶稠度长让米粉Q弹可口，而直链淀粉高则让米粉不易糊。但同时拥有胶稠度长和直链淀粉含量高两种特征的水稻，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的。

　　“中嘉早17”打破了这一瓶颈。它是我们与嘉兴市农科院合作选育的早稻品种。其胶稠度长、直链淀粉含量也高，加工出来的米粉弹性好、不易断，而且也不会因为汤汁浸泡而涨糊。

　　凭着“好加工”，尤其是米粉加工方面的特性优势，“中嘉早17”迅速风靡南方稻区，连续多年被农业部推荐为主导品种，并成为近30年来唯一单年推广面积达千万亩的早稻品种，堪称南方籼稻中国的“当家花旦”。

　　这一品种的育成，既丰富了超级早稻选育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也极大推动了早稻产量的提升和品质的改良。

看着学生和稻子，就会很安心

　　记者：浙江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又正好是籼粳混栽区，作为浙江桐庐人，您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是不是与这样的成长背景有关系？

　　胡培松：我来自桐庐农村，从小学起就要下地干活。我的母亲非常勤劳，1.5米不到的个头，却能将农活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依靠在山间种植番薯，保证了家里的口粮。小时候这些与粮食、土地相关的经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选择农业方向，更多的是巧合。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因为偏科太严重落榜了。复读一年后，刚刚过线。

　　说来也巧，报考大学那一年，正好在电视上看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内首个特等发明奖，很受鼓舞，懵懵懂懂中就报考了浙江农业大学种子专业。

　　记者：您与农业的缘分确实不浅。那后来又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水稻育种这个领域的呢？

　　胡培松：这要感谢我求学生涯中遇到的几位引路恩师。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读研期间，我进入中国水稻研究所新创建的遗传组，这个研究小组有“水稻所黄埔军校”之称，先后产生了多位院士和所长。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两位恩师——当时水稻所所长熊振民和副所长闵绍楷，他们教会我科学研究的精神，将我领入水稻育种的研究道路。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所工作，又遇到了另一位恩师黄发松。那时候年纪轻，很多水稻育种知识还不懂，都是黄发松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

　　水稻育种这一行，靠的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很多成果的诞生往往是继承发扬老一辈水稻人的成果。比如我们获国家奖的香米品种和中国第一个优质早稻品种的育成等，都是基于黄发松老师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而来。他是我育种的“引路人”。

　　还有我的两位博士生导师翟虎渠教授和万建民院士，都是中国作物界的前辈，无论是科研还是做人、做事，都给予了我很多指导。

　　记者：从这些老一辈水稻人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胡培松：我总结出了3个口头禅。一是做研究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社会上诱惑太多了，科研人员要静下心来做研究；二是要懂得取舍，我作为水稻所所长，在科研与行政之间做到平衡并不容易，要做科研，就要在管理上学会放权，学会有取有舍；三是在团队中“能吃亏就是便宜”。老师们教了我这些道理，我现在也在将这些道理教给团队中的年轻人。

　　水稻生产事关国家口粮绝对安全。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水稻研究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建所30多年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体水稻人的努力下，2019年我国水稻亩产达到471公斤，为稻谷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在很多人印象中，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是一份“接地气”又很辛苦的科研工作， 风吹日晒、长途奔波是常事。在这么多年工作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细节呢？

　　胡培松：我一直觉得，做农业科研需要有点情怀。像双季早稻选种季节，就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时候。七八月的高温，早上6点起床就到地里，干两个小时活上来吃个早饭，已经全身湿透，换好衣服又下地去了，等再上来的时候，刚才的湿衣服已经被电风扇吹干了，又可以重新穿上……一天下来要换上三四套衣服。但最终研究成果出来时，看到磨米机里磨出来的亮晶晶的米粒，想到农民的粮食能因此卖个好价钱，我还是很开心的，感觉一切都值得。

　　过去我喜欢住在所里，早上一起来就要到田里去看一圈，再去食堂吃早饭；如今住到杭州城区，早上一到办公室，也还是习惯性地先下田去看看。

　　从事水稻育种工作久了之后，一天看不到稻子心里都会有失落感；看着学生，看着稻子，才会安心。

我的目标

是让大家吃得好

　　记者：您的团队研究的是怎么让水稻有更高的品质，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水稻品种的品质研究与高产研究？

　　胡培松：高产和品质并没有轻重之分，只是在研究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主食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对稻米食用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高产一直是我国水稻育种的首要目标；如今，兼顾高产与品质，已成为育种的新常态和新要求。

　　记者：目前我国在优质稻研发方面，处于怎样一种状态呢？

　　胡培松：虽然“优质”也曾多次被置于水稻育种攻关的核心位置，但只要产量和面积一下滑，“高产”便往往重新占据主导。30年中，优质稻前后历经“三起三落”。

　　1985年，稻米品质问题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次年，水稻育种攻关确定将“优质”作为首要目标。农业部还专门颁布《优质食用稻米》等相关行业标准。然而不久，国内水稻生产受此影响，产量有所下滑，首次“高峰”匆匆收场。1992年，国务院提出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道路，优质稻迎来二度春。但第二年，国内稻谷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这个“春天”又短暂地结束了。

　　从1994年到1997年，当强调高产后，水稻产量逐渐回升，随着1998年推行的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优质稻迎来了第三次高峰。在这样波折的背景下，我们在育种攻关时也逐渐兼顾优质与高产，这样才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现在在育种领域，是否还存在困难？

　　胡培松：优质稻品种研发任重道远。现在农村的生产方式较过去有了很大改变，随着土地集约化管理的推行，很多农村的土地都实行流转制，承包给种粮大户，多数大户土地承包面积均在千亩左右。与过去小农式经营方式不同的是，大户们的水稻种植不再仅仅满足于个体家庭的口粮需求，而更多地需要从产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为了降低成本，在品质较优的常规品种和品质稍劣的杂交稻新品种之间，大户们往往倾向于价格便宜的前者。这给种业发展带来了一定冲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您有哪些打算？

　　胡培松：水稻育种研究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会将研究重心继续放在“吃得好”“吃得安全”这一问题上。像香味基因的发掘、培育重金属低积累品种等都是我考虑的范畴。

　　在稻米安全方面，部分农田灌溉区重金属污染严重，其中镉是最主要污染物，如何突出水稻籽粒镉低积累特征，成为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已经培育出了包括“中嘉早17”在内的一些镉低积累品种。

　　此外，针对诸如肾脏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特殊群体，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我们的饭桌上有望涌现出极具个性化的，并带有保健、辅助疗效功能的水稻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