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 杨玉良

　　原哈佛医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微电子博士 马启元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郭占恒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周世锋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潘如龙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6月，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会强调，全省域全方位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浙江要实施这一国家战略，落实大会精神，首先要创新体制机制，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本期我们与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邀请了4位院士和专家，一起探讨如何创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八八战略”奠定浙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主持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落实这一国家战略，对浙江来说，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早在2003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其中第二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这为日后浙江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了战略性基础。请谈谈“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在接轨大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方面建立了哪些卓有成效的体制机制？

　　郭占恒：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且充分肯定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2003年3月，在沪浙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在沪苏浙三省市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以及相关的专项议事制度，定期举办“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论坛”。

　　浙江一直高度重视和加强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早在2003年，省委、省政府就制定下发《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基本原则，提出要健全协调机制和制定各地实施办法。

　　2017年7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安徽学习考察，积极参加编制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2018年6月，杭州与松江、苏州、宣城等九城（区）签订长三角地区共建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6月，浙江又高规格召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周世锋：浙江为推进长三角合作制定的体制机制有：推动建立了长三角主要领导人座谈会制度，并在浙江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此基础上深化形成了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在新的背景下，浙江成立了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任组长，参与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派人常驻上海联合办公。市县层面结合机构改革，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专门机构。积极参与12个合作专题组，建立常态化紧密型磋商合作机制等。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挑战

　　主持人：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个重大机遇，但由于跨地理区位、行政区域，且各省市实际情况不同，在合作过程中也面临着体制机制的挑战。请谈谈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需要破除哪些障碍？

　　杨玉良：地理交界的地方或者行政区划交界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是壁垒。要打破这个壁垒，一是让资源共享，二是实现资源更好地调配，比如甲地用不上的资源，乙地可以用。但是，这在现实当中肯定会碰到一些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签各种各样的协议，但我个人感觉还不够，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是签一个简单的协议就能解决问题的；另外，也不是两个地区或两个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就够了，需要从长三角全局来统筹规划、三省一市联合推进，形成真正互利共赢，充分激发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积极性主动性的长效机制。

　　马启元：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打破行政管理上的体制障碍，在产业发展上建立合作平台与联盟，在引进科技人才与项目上差异化发展，在医疗、教育等资源上互联共享。而要实现以上举措，首先就要解放思想，摒弃单一的、区域性的、狭隘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

　　周世锋：目前，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仍未完全打破，地方标准不统一，准入门槛有差异，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区域之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尚未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仍在不断探索中。

　　郭占恒：一是认识问题。由于长三角三省一市间发展仍有差距，有的地方可能还存在着“小算盘”。因此，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和胸怀，真心合作，互利共赢。

　　二是能力问题。现在各地合作心情迫切，但有的地区合作能力不足。尤其是涉及具体的规划、产业、项目落地，具体的道路、网络、运输联通，具体的金融、贸易结算，具体的入学、看病、科研等资源共享，尚存在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如何打通关节点等问题。

　　三是主体问题。现在对推进一体化发展，政府很积极，专家学者很活跃，但企业参与度不够，鲜见以企业为主体的长三角主题高层论坛或研究智库，公众献计献策也不多。而缺少企业和各种民间主体的广泛参与，一体化发展就难以走深走实。

　　四是开放问题。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仅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事，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也事关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和“黄金”产业带的崛起，因此，必须有开放的眼光和胸怀，与国际国内接轨。如何跳出长三角发展长三角，吸引长三角外乃至全世界的人才、技术、资金等高端要素，来共同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何创新盘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主持人：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上，三省一市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保障？

　　杨玉良：为了加快推进一体化，第一个建议是加强干部交流。因为政府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能否坚定改革决心和方向事关一体化全局。除了高级干部的交流，还要进行长三角内部中低层干部的交流，确保相关政策从制定到落实都切实有力。

　　二是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建设创业者乐园。一个地方的创业氛围跟政策环境和商务成本是有关系的，许多创新创业项目在起步时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帮扶。长三角各地区可以各自利用资金、政策、人才、学校、土地等方面的优势，例如设立一定规模的创业基金，着重提升对人才和中小型企业的吸引力，形成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商务成本落差。未必要把引进大企业作为唯一目标。

　　马启元：体制创新需要政府引导，特别是发展投入大、周期长的高端制造业和核心技术产业。而核心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才，特别是海外高端人才。在海外人才与项目引进与管理上，长三角地区要加大机制创新，更多地关注认可高端人才创新思维的“脑”的价值，而不是单单关注开发产品的“手”的价值，还要用政策与事业留住人才的“心”。

　　此外，浙江有长三角地区最大规模的民间资本。政府可以出台引导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资赋税等，从而带动浙江民间资本投向创新科技产业。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以及项目融资平台，让浙江的民间资本通过核心产业项目与上海科创板对接。科创板对上市企业的关注重点在于原创技术、创业领军人才与团队以及未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不是企业当下的产值、利润，这对传统的民间产业投资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必须明确，未来科技投资更多是看人、看脑、看未来。发展核心产业，需要尽快改变观念和模式，这样才能让浙江资本抓住投资和培育更多像阿里巴巴一样的公司的机遇。

　　郭占恒：关键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上来，着力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构建国家主导的高层次的协调机制。同时，三省一市及有关部门、有关地市区也应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形成由高层到基层的协调体系。

　　二是构建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衔接的刚性的规划机制。三省一市在编制具体规划时，应主动与《纲要》对接。同时，考虑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四五”规划》，并把相关内容纳入各自的“十四五”规划。

　　三是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推进的合力机制。政府机构及智库论坛在研究推进一体化发展时，应主动吸纳听取企业和民间代表的意见，更多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主体作用。

　　四是构建一体化发展的平台机制。建立共建共享的科技、教育、人才、金融、医疗、旅游、环保、开发区、示范区等大平台。

　　五是构建问题快速反馈和协调处理机制。可设立长三角一体化热线，及时处理基层和企业反映的问题，使“最多跑一次”改革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

　　六是构建大数据配置和处理机制。组织大数据团队，对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科技、教育、医疗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优劣分析和科学配置，便于各自发挥优势、补齐短板。

　　周世锋：发挥好地方立法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探索地方人大执法检查工作协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建立长三角重点领域制度规划和重大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协同性。比如，在企业登记、环境保护、投融资、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快建立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

　　建立长三角区域干部跨界互派挂职制度，加强沟通、互相学习，消除隔阂、增强共识，形成一体化合力。

　　充分发挥市场在一体化中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配置市场要素的干预，在共建统一优良的营商环境过程中，让区域内增量要素自由流动、存量要素共享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