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未红时，枫桥却又一次“红”了。

　　前往诸暨市枫桥镇的路上，但见载满参观者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往来。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1963年曾获毛泽东同志批示的“枫桥经验”，不仅被写入今年初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还出现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56年来，“枫桥经验”在坚持中不断发展、走向全国，浙江日报亦持续追踪和记录。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4月19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时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钱吉寿带队采写的长篇通讯《就地化解矛盾的典范》，外界由此全面观察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发展与稳定携手并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祥和繁荣的枫桥。

　　日前，我们跟随该报道作者之一、浙江日报副总编辑李杲等重访枫桥，触摸“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创新的时代脉络。“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变与不变之中，枫桥基层组织秉持的初心，就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李杲说。

矛盾悄然变化，化解润物无声

　　1999年，互联网远未普及。在诸暨宾馆连夜“爬格子”的浙报记者李杲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重访“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的枫源村，村民只要一张身份证，通过智慧办公系统，不出村就能办好养老保险等70多项事宜。

　　“快捷便利的服务，也是矛盾的一种解决之道。”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随着农民生活逐渐富足，打架斗殴、邻里争地等早已不是枫源村矛盾纠纷的焦点，村民渴望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骆根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由大竺、大悟、泰山3个自然村合并的枫源村，去年下半年在中心区域大悟建设了篮球场、公园等设施，并引进一个旅游项目。村里满以为这是发展民生的好事，谁知意外引发了几个自然村之间的矛盾。

　　大竺、泰山两个自然村的几位村民找到村委会，抱怨村里“不公平”：“都是一个村的，待遇为啥不一样？”

　　当了30多年村干部的老骆很纳闷：“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54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近4万元。发展这么好、变化这么大，村民怎么还有想法？”

　　像往常一样，先坐下来谈谈。一番沟通后，老骆发现，他们无非是想让自己所在的自然村发展得好一点，和中心自然村的差距小一点。

　　老骆边安抚边解释：“村集体要发展，重点肯定要突出，如果平均用力、资源分散，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话锋一转，他接着说，“请你们放心，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党中央已在关注，村里今后一定会注意均衡发展的。”

　　紧接着，枫源村调整规划，把投资3000万元的养老休闲度假区项目，放到环境清幽的泰山自然村；把民宿、农家乐等配套建设，向风景优美的大竺自然村倾斜。

　　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我们遇到了当时提意见的村民，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他们兴奋不已。泰山自然村村民宣国柜说：“我们正紧紧追着中心村往前赶。”

　　20年时光荏苒，矛盾发生变化，化解矛盾依然“润物无声”。长篇通讯的另一作者、浙报记者沈建波感慨道：“无论矛盾怎么变，不上交、就地化解，始终是枫桥最宝贵的经验。”

从商量到依法，百姓心服口服

　　大溪村，竹林苍翠依旧。我们沿着山路前行，两旁毛竹夹成绿色甬道，人和车就从中钻过去。

　　此情此景，让李杲想起20年前采写的一个故事：1999年，岫山村还没并进大溪村，村民王某偷了邻村7株毛竹。村干部带着村规民约赶来，王某看后未作太多辩解，主动拿出1050元罚款。

　　但如今年轻的村党总支书记周功坚笑着说：“我们村已好几年没罚款了，因为没权罚！”他拿来新的村规民约说，今天如果有村民偷砍毛竹，要么经调解主动赔偿，要么上报给执法部门，“原先的‘约定俗成’行不通了。”

　　周功坚记得4年前，又有一位村民偷砍毛竹，村干部上门要罚款，该村民却反问：“村规民约的法律依据呢？你们凭什么处罚我？”问得村干部哑口无言。由此，新的村规民约用“处理”取代“罚款”，村里的最后一笔罚款，也停留在2015年。

　　两字的微妙变化，折射出基层治理背后的法治化探索。而从商量办事变成依法办事，群众自然心服口服。

　　“村民法治观念越强，村干部越‘不好当’。”岫山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水芳自我调侃道。王水芳在上世纪90年代村委会最涣散时走马上任，靠着脸熟和威信，大力推行村规民约，仅用3年时间，就刹住赌博多、偷窃多、吵架多等乱象，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但光靠情面和威望不长久，更多得靠法理。”现已担任枫桥法庭人民调解员的王水芳说。

　　去年上半年，枫桥推行了一项新制度——由诸暨市的专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驻村担任法律顾问，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不懂法干不了群众工作。”走访中，陈家村村委会主任王焕钧告诉我们，百姓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促使干部“恶补”法律知识，还积极引进专业力量。

　　我们意识到，“枫桥经验”不是静态的，它始终与时代同行，变得更“丰满”。

群众服务群众，治理更加多元

　　退休民警杨光照，专职从事调解工作10多年，调解结案千余起，是枫桥最早的一批调解员。如今他已有许多帮手。

　　去年4月，镇联合调解中心成立。它整合公检法司等部门资源，引入枫桥司法所、枫桥法庭、枫桥检察室等专业机构和“枫桥大妈”“红枫义警”等志愿者团体。

　　村民再起纠纷，联合调解中心会统筹协调。老杨从情感角度劝解，律师工作室等从法律方面分析，就算遇到专业问题，也不用来回找“外援”，调解效率高多了。

　　“‘枫桥经验’已基本实现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说。20年前他是诸暨市公安局局长，曾多次到枫桥蹲点调研，是“枫桥经验”的见证者、参与者。

　　这一点，我们在镇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得到了印证。通过政府搭台，枫桥已成功培育出53个镇级社会组织。“全镇7万多名群众，如果光靠政府管理，增加再多人手也不够。”镇党委书记黄茹说。

　　晚上8时许，24小时惠民服务热线电话响起，一位老人想预约上门理发服务。接线员记录下订单，很快帮他约好了时间。“接电话的都是志愿者。”枫桥义工联合会负责人吕小祥说，镇里拿出30万元，支持热线平台建设，具体运营则交给志愿者团队。

　　而今，枫桥已织就一张社会共治的大网，两万多名群众参与其中，解决问题越发专业细致。

　　村民黄某曾因违建被罚款，老是钻牛角尖，心理失衡。镇干部找来心理咨询师开导他。半年后，黄某终于解开心结，回归正常生活。

　　去年9月，60多名持证心理咨询师进驻枫桥镇。除人防、物防、技防外，心防也成为“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解决矛盾，又防控风险。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咐和期待。我们欣喜地看到，‘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不断创造出化解矛盾的新机制、新方法。”李杲表示。

　　“同走新闻路”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枫溪江畔。枫桥人建起陈列馆，用“诞生”“演进”“发展”“升华”“新时代探索实践”5个篇章，展示“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最后一个篇章远没完结。”“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