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 陈文文） “中国法官的办案数真高”，3月13日上午，在浙江代表团第二小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岱山抲鱼人渔业专业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理事长夏永祥提到一个数字，2018年我省法官人均结案345.8件，基本上每天办结一件。

　　“我也有同感。我特别注意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4794件，审结31883件，同比分别上升22.1%和23.5%。”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也为法官“叫苦”。他说，受理和审结案件都同比上升20%以上，一方面说明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可以想象法官们的工作强度之大。

　　沈满洪代表的话，引起了其他代表的思考。“案子多，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的。”他翻开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中写到，知识产权案件28.8万件，同比上升41.8%。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但话又说回来，从经济学角度看，打官司也是一种交易成本，会导致整体营商成本的增加。”

　　有没有解决办法？浙江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枫桥经验”。

　　来自“枫桥经验”诞生地的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建议加强诉前调解。他介绍说，绍兴用“枫桥经验”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可一定程度地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比如，遇到物业管理矛盾纠纷，有物业纠纷专业人民调解组织来协调；交通事故产生纠纷，有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来支招；碰上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可寻找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破解难题……行政、司法、人民调解、专业调解“多调合一”的调解制度，构成了一个多元化调解机制。

　　“我认为‘枫桥经验’在化解案多人少矛盾这方面，是个很好的机制。我们普陀区对矛盾纠纷通过综治、司法、信访等行业性的调委会进行调解，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得到有效化解。”夏永祥代表带着舟山口音的发言，让现场其他代表频频点头。

　　“从我们收到的反馈来看，‘枫桥经验’在破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中，获得了外界的高度评价，全国各地来取经的也很多。”马卫光代表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桥经验’”，期待“枫桥经验”能帮助更多地方破解难题。

　　小组审议休息时，代表们关于“枫桥经验”的讨论还在继续。“跨越半个多世纪，‘枫桥经验’依然是个宝贵的经验。”沈满洪代表认为，法是最低的底线，社会治理还是要法治、德治、自治结合。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在土耳其的阿兰亚渔村，为了争夺有利的捕鱼点，渔民经常发生争执。后来村里的长者想出一个办法，把捕鱼点和渔民都编上号，然后摇号决定。隔一段时间捕鱼点轮转一次，使得捕鱼资源均匀地在渔民间分配，“这个就是典型的自治，和‘枫桥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依靠基层群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