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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书的挚爱，恰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是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韦力如是说。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他的书房里藏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他不仅藏书，还勘访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古旧书市，行程遍及近20个省和直辖市，相继出版了《古书之美》《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等多部著作，涵盖历史、文化、戏曲、文学等多领域。

　　浙江人文渊薮，书业兴盛，文人辈出，亦是多年来韦力重点寻访之地。

　　［访书楼］

　　拂去被时光蒙上的尘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这些年，藏书家韦力踏遍全国，寻访被时光和尘埃掩埋的一座座藏书楼、古旧书肆。

　　这是项繁杂而庞大的“工程”，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的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而韦力的寻访，则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敬礼。本月初，他做客杭州晓风书屋，正是来参与一场以“中国古旧书业之现状”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

　　浙江的旧书业，集中在杭州、宁波两地。就正常规律来说，古书肆密集之地通常是重要的出版中心，杭州正是这种情况。始自唐代镂版以来，杭州印刷业已经兴起，到了南宋，已发展成全国雕版印书的中心。在他看来，元代杭州书坊不及南宋，明代不及元代，清代杭州书业又远不及明代。

　　韦力曾查阅过历代资料，明代时，杭州的旧书店还十分兴盛。当时的武林书肆，大多聚集在镇海楼、涌金门周边，以及弼教坊、清河坊等一带。到了清代，杭州只剩8家书店，比如清河坊的文元堂、知新书店，教仁街的古欢堂，梅花碑的经韵楼和城站福缘路的小琳琅馆。民国时期，杭州的书店业再度繁荣起来。

　　韦力的寻访，是从城站附近的福缘路开始的。民国年间，这里曾经有文艺书局、小琳琅阁、麟经堂、抱经堂书局等古旧书店，其中以抱经堂书局影响最大。抱经堂的主人朱遂翔是杭州乃至江南地区旧书业执牛耳者，他和北京琉璃厂的孙殿起，并称为民国期间中国旧书业的两大领军人物。

　　韦力说，朱遂翔的个人经历也十分传奇。朱初到杭州时，因为满口的绍兴话，让杭州人很瞧不起，加之又不识字，常常被师父和师母责骂，每日沦落到洗衣服、倒马桶。但不出两年，朱遂翔自学认字，外出收书，迅速攒下基业。而后辞职，建起书局。他的读者群里就有黄裳、鲁迅等人。

　　除了城站，丰乐桥一带曾有家颇有名气的旧书店松泉阁；三元坊一带，曾有过集益书局和世界书局；太平坊间曾设有正书局和大文堂；梅花碑一带有汲古阁。只不过，如今都不见了踪影，韦力觉得颇为遗憾。他说，红学家俞平伯就是在杭州旧书店买到一部与《红楼梦》有关的著述，开始了红学研究。由此可见，旧书店对于一位学者有着怎样的重要影响。

　　就韦力所见，目前全国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真盼望有一天浙江的古旧书业能够再次兴旺起来，能再出现朱遂翔这样的重要书商。”韦力说，到了那时，一定有更多的后来学人，通过这些资料而获益，丰富并更新当下的知识领域。

　　［觅遗迹］

　　留下未来索引的坐标

　　觅楼，是为觅书；觅书，实则觅人。韦力说，历代大家尽力写书刻书，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后人有幸得到这样的书，只是得到了书的物理形式，并没有真正进入作者的思想。寻访历史文化名人的遗址遗迹，则是一种很好的在地浸润。为此，他在遍寻书楼书店之后，开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计划，寻访全国各地的名人古迹，寻访那些学者、诗人、作家、名僧的最后归宿地。浙江，仍是他寻访的一个重点。

　　寻访古人的今时遗迹，是一种特殊视角。这里面，有古人的人文成就，有后人的保护态度，也会有今人的活动现状，多重时空人物交织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这些经历都被他记录在《觅诗记》、《觅词记》、《觅文记》等多本厚书里。

　　他清楚记得去寻访王充的过程。这位浙江最早的学人，曾提出“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也就是说，他认为，能写大量文章的人，定然是人杰。韦力寻访王充墓，还算顺利。地方位于上虞市章镇林岙村，外观为粮囤形。1981年，由当地政府在原址重修，全部用拱形的石条围起，上面出檐，墓顶裸露，正前方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汉王仲任先生充之墓”。从字迹上看，显系当代人手笔，在墓的四围，并没有相应的碑石或石翁仲。在韦力看来，这已经是保护得很不错了。

　　进入瑞安市反云镇柏树村，韦力要寻访的是高明。他是《琵琶记》作者，而《琵琶记》是古代戏曲中的名品，被誉为“南曲之冠”。进村后，韦力向村民打听，都说不知道高明是谁，再换用他的号来打听，高则诚，村民全都明白了，马上指给前行的路。原来，纪念馆的匾额上写着“高则诚纪念堂”，还有一副对联“此地曾蕴玉，其人可镂金”。这也难怪村民只知高则诚不知高明了。

　　但韦力不得不承认，多年的寻访之旅，也是缺憾之旅、失落之旅。去湖州市妙西镇滋坞村寻访皎然墓，韦力意外发现：这位唐代著名诗僧的墓地，竟然藏在陆羽茶文化景区内山坡上，外观看上去像个塔状，走到近前，塔上写着“大唐妙喜寺皎然上人之灵塔”。塔并不高，六边形，上有冠盖，周围刻有碑记，虽为新修，但终究是旧址。塔身周边杂草丛生，十分萧瑟，不过韦力觉得，似乎就应该如是。

　　也有草蛇灰线的时候。他去乌镇寻访南朝文人沈约的书馆牌坊。梁朝时，沈约在此建了一座书馆，在这里给皇太子萧统上课。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拆建，如今这块牌坊被砌在一座电影院的墙上。韦力正上前张望时，门口一位老人拿出一本牛皮纸记事簿给他看，本子里记录着牌坊当日被拆挪的全过程，时间刻度详细到分钟，看日期已有15年之久。沈约曾著诗，“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而今，这位老者的执念，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记下了老者的名字，戴忠元。

　　“传统遗迹很重要，但是再重要，和我有什么关系？”非常累的时候，韦力曾经想过放弃。但在经历了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之后，他找到了精神支撑，“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存被湮灭之前，给后人留下准确的坐标，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的寻访经历，韦力对书的情结，更专注，也更淡然。

　　［藏古籍］

　　亲近纸页下的温度

　　人都会有点爱好，但能把爱好做到极致很难，而能把爱好做到全国第一的，则凤毛麟角。55岁的韦力，堪称一段传奇。

　　韦力多次说，他是比较愚钝的人，喜欢书就去访，是否划算，根本不去想。2013年，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游历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毫无缘由地倒塌，砸中了他的左腿。后来因种种原因，腿没能保住。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1949年之后，大量古籍都被捐入了公共图书馆，市面上流通的善本图书，少之又少。韦力直言，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人，但自己也不会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者博物馆，要在自己清醒的时候散掉，留给后来的爱书人。

　　“书跟人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隔着玻璃，没有亲近感。人性是自私的，想要拥有，想让物和人融为一体，但物要比我们活得长久得多。”在他看来，收藏的过程是得到快乐，后人只能是暂时保存。这是一种同理心，念念不忘的都是没有得到的。当年在琉璃厂淘书时，韦力有本书没有买到，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在他看来，直到今天，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往往很缺钱，而爱书人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

　　爱书就希望拥有它，在韦力看来，这是人性使然。他觉得，人们应当把图书看做是一种商品，在买书那一刻得到快乐就够了。尤其是在当下，每年全国新书品种超过20万种，更不该把图书道德化、崇高化，并不是买了书就一定要读完它，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达观地看待书籍”。

　　互联网时代，数字阅读的发展突飞猛进，但韦力觉得，阅读纸质书依然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看来，人是受环境感染的，如果被动去接受海量资讯，自然会造成大脑存储有效信息严重不足。但是书籍不一样，它是经过作者精心写作、编辑校订把关、专家严格审查的产物，它是一种深邃的、凝练的知识。

　　“这就好比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依然需要上学一样。学校教育给予的是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良好的成长指引，以及审美的鉴赏力培养。”韦力说，这样的引导恰是图书存在的重要价值。

　　不仅仅是书，还有书房。今天，在寸土寸金的家庭中留出一间书房，日渐变成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韦力觉得，家庭书房依然是一件必须要为之的事情。在他看来，人与书是需要互动的。相比公共图书馆，家庭藏书更鲜活，是家庭生命的一部分。先秦时代的荀子曾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也就是说，后天环境能够感染人，家庭书房之于孩子，正是如此，通过崇尚阅读的引导培养，在知识中历练人性成长，这是一件有未来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