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义县扶贫办退休10多年，董春法的生活仍与扶贫密切相关：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介绍下山脱贫的经验，到已经搬迁下山的村中走访，为低收入农户增收出谋划策。

　　在过去的40年里，7.4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作为其中的见证者与参与者，75岁的董春法深刻感受到“扶贫”二字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更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个精彩纷呈的时代。

　　作为浙江下山脱贫最早的推动者之一，董春法至今难忘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难忘山区群众灿烂的笑容。25年来，武义共有423个自然村下山脱贫，涉及16902户、51106人，董春法说：“看到这么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内心的喜悦无法言喻。”

　　下山脱贫探路者

　　1993年7月，当董春法从县土管局局长调任县扶贫办主任时，大家都说“这活儿可不好干”。

　　当时，浙江面临沉重的贫困问题，1978年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董春法接管扶贫工作之初，武义是全省8个贫困县之一，23个乡镇有13个在山区，8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其中有4万多山民生存条件较为恶劣。县委、县政府冬送棉衣，夏送钱粮，帮助修路，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及发展难题。

　　如何帮助山区群众摆脱贫困、增收致富？董春法苦苦思索，既然找不到可供借鉴的经验，他决定和同事走进南部贫困山区调研，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状况。两人每天早出晚归、翻山越岭，用3个月时间跑了700个自然村。

　　“不去不知道，改革开放15年了，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这样苦。”董春法说，在他跑过的高山、深山区，村民们几乎都住在摇摇欲坠的黄泥房里，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孩子没书读、得急病无法及时医治、大龄男青年娶妻难等状况普遍存在。

　　在调研中，王宅镇紫溪村部分村民自发搬迁下山、生活逐步好转的做法，让董春法眼前一亮。

　　“既然山下资源多、下山能脱贫，又何必固守山上？”在紫溪村，他因势利导，鼓励全村人都往山下搬。随后，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何不将山区群众全部搬迁下山去？

　　根据这次的调研成果，武义于1994年5月颁布了全省首个专门鼓励引导农民下山脱贫的文件，对迁移下山的村在新村规划、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

　　不曾想，政策虽好，但大部分山区农民却不愿意搬。董春法又一次次往山上跑，挨家挨户找原因，做动员。

　　“年纪大的是因为故土难离，年纪轻的主要顾虑没钱盖新房。”董春法说，虽说县里有政策倾斜，但新村建设和村民建房的大部分费用需要自筹，成为不少农民的负担。为此，他积极为村民争取更多资金补贴，同时自掏腰包为一些困难群众盖房，“能帮一个是一个，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全用在里头了”。

　　就这样，难题一个个解决，村民一户户下山。下山脱贫，这个新鲜的经验也在全省推开，通过推进易地脱贫，实施异地开发，磐安、武义等8个贫困县在1997年提前完成脱贫目标，浙江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县。

　　23年增收90倍

　　1998年隆冬的一天，武义大田乡岭下汤村来了一位老人，逢人便问哪个村发展最差、老百姓生活最苦。

　　听说10多公里远的高村与世隔绝，不少家庭仍处于贫困之中，他二话不说走山路赶去，走访了村里仅有的6户人家，并帮他们办理了下山迁移手续，前前后后盖了136个公章，最终把全体村民搬下山。这位老人，就是不再担任县扶贫办主任的董春法，但他还在扶贫一线奔波。他说：“哪里有贫困户，我就要找到他们，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进入21世纪的浙江，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扶贫任务却依然艰巨。为此，浙江先后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通过深化产业开发、加大异地搬迁、覆盖公共服务等举措，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董春法的脚步也不停歇：他为下山脱贫奔走联系，为劳务输出长途跋涉，为种植大棚蔬菜选地块、选良种，还请专家进村进行技术辅导……

　　走进武义履坦镇金桥村，只见村道通达，村容洁美，一幢幢新式小楼门前停着小轿车。村民们说：“幸亏当年听了老董建议，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

　　金桥村的旧村，在洪坦乡一个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上世纪90年代末，村庄搬迁下山后一时找不准发展方向，董春法找来当时的村支书张余胜商量：“你看村庄紧挨县城，如果种大棚蔬菜，销路不愁，经济效益也好。”同时，他还帮村里40多户人家向银行贷款，开展农业生产。现在，村民们有的务农，有的到附近工厂打工，有的还办起工厂，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

　　山上五百年贫穷，下山三五年致富。金桥村的蜕变，是全县400多个下山脱贫村的缩影。多年来，武义县委、县政府还把下山脱贫工作与生态旅游全域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工作有机结合，多措并举，从“富得起”向“富得快”转变，努力实现“绿色转型、美丽富民”。

　　如今，一大批下山脱贫村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平原地区的较发达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三四百元，提高到去年的2.8万多元，比1995年增长约90倍。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功案例，还先后出现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的交流材料上。

　　一位曾到武义考察的美国专家指出，武义下山脱贫工作，把山上的穷百姓搬迁下山，把他们安置到交通比较便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为他们保障了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个经验很好，在全球很多地区可以推广武义的下山脱贫经验。

　　做好“后半篇文章”

　　如今，董春法仍在县委大院从事来访群众的接待工作，还担任县扶贫办顾问，对低收入农户开展精准帮扶。

　　浙江这些年扶贫开发走在全国前列，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2015年年底，我省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2018年，宣布全面进入减缓相对贫困新阶段，从解决“温饱和生存”转为解决“融入和共享”，这些，都让他感慨万千。

　　新时代，新使命。“产业是增收关键。”在对当下低收入农户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后，他又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提出要加强产业帮扶，鼓励低收入农户外出开超市、从事农村电商、开办农家乐民宿等新业态。

　　桐琴镇上夫山村今年入选中国淘宝村，是董春法等人共同推动的成果。眼下，上夫山村的各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即将竣工，2000平方米的村综合楼已建成。村党支部书记朱子福说，从下山脱贫村到创建中国淘宝村，上夫山村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老董的推动。2000年以前，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如今已达到2.5万元以上，村集体仅靠房屋出租这一项，一年的收入就有20万元。

　　“今后，我们将全力做好下山脱贫的后半篇文章。”武义县农办主任罗旭波说，今年，武义又出台一系列新政，包括给低收入者购买健康补充保险、精准帮扶推进低收入农户增收、深化异地搬迁加快奔小康等，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让高水平全面小康成果惠及全县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