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浚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南宋一朝，理学盛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唐仲友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陈亮、王自中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合称“浙东学派”。而开浙东学派之先河者，正是范浚。范浚的学术思想，讲究存心养性，追求文道合一、经史并重，提倡笃学致用。其对婺州之学乃至两浙之学影响久远，被后世尊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感念时艰著书立说

　　范浚的一生，主要活动于社会、民族矛盾复杂、激化的两宋之际。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出身儒家士大夫家庭的范浚对此深有感触，立志探索治国安民之道。他18岁就写下如泣如诉的《叹旱诗》，20岁又有“伤时而感往”的《姑苏台赋》，这些诗赋是青年范浚对北宋朝廷即将覆亡所作的预判。得知好友潘良贵在朝堂之上痛斥柄臣误国事，25岁的范浚不禁拍手叫好：“迩闻阁下进对明天子前，指弹柄臣，无所回隐，音吐畅厉，耸动陛戟。虽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顾，意阁下其安行义命，视富贵如泥尘者也。”此时的他俨然是一个忧国忧民忧时的热血青年。

　　靖康之变的切肤之痛，推动了范浚对孔孟经典、诸子百家、历代国史的钻研。结合对社会时事的敏锐洞察，他创作出不少文道合一、经史并重、心性与事功并重的论作。检视《范香溪先生文集》可以发现，范浚的论著有阐释“天人一道”“人事即天理”的《尧典论》，以“忠信”“俭德”之“仁”为“天理”的《太甲三篇论》，“万殊一物”“万理一致”的《咸有一德论》，探究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学、天下本于“一性”的《性论》，强调“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工夫的《心箴》，惟“德性是尊”的《耳目箴》，以“耻”为“入道之端”的《耻说》，过而悔、悔而改的《悔说》，以及主张“正心所以自治”的《进策》，等等。这些论、说、箴、策，都是范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时刻的沥血之作。

　　这些论著均围绕一个“道”字展开，这个“道”就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进策一·策略》中的一句话足以验证：“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这句话是范浚学术思想的点睛之笔：内圣与外王贯通，心性与事功并重。这也是南宋浙东学派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进策》完稿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本欲呈送高宗。然天意弄人，就在这一年，宋高宗任命秦桧为相，《进策》进呈受阻，范浚满腔报国之志遂不得行。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正因秦桧当国，此后范浚蒙朝廷屡诏而不就。尽管如此，他还是心系天下安危、百姓疾苦和圣学传承，所以闭门讲学，把理想与志向寄托于后来者。绍兴八年（1138）冬，在离家不远处，他创办香溪书院，设帐授徒。对来学者，先教以治心养气之法，进而阐绎心性之学，推明“理一分殊”之理，又以“皇极”“大中”之道贯穿其中。物理性命之学、孝悌忠信之行，得以在浙中大地传播，远近负笈而至者甚众。朱熹《香溪范子小传》就说：“（范浚）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

　　“屡造其门而不获见”：

　　朱熹、范浚一段佳话

　　元代金华学者黄溍称：“窃闻吾乡文献之传，实于范氏有赖。盖自贤良先生浚，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而北山何氏，又传朱子之学，于其门人以淑后进，于是‘婺学’大振于世。而谈者推原所自，必归于贤良先生。”这里的“贤良先生”即是范浚，由范浚开创的“婺学”遂成为浙中学术的代名词。在范浚远绍孔孟心性学，并与濂洛之学融为一体时，朱熹的“闽学”经由北山何基等的师承传递，最终在浙中实现了两者的圆融。《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就认为：“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朱熹）取之。”

　　朱熹一生曾三次至兰溪，寻访范浚。遗憾的是，机缘不巧，二人未能见面。范浚病逝后，朱熹无比悲痛，亲临凭吊，留下这样一段话：“香溪范先生者，实兰（溪）之望族。祖父昆季皆居显宦，而先生独辞征辟，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乐道安贫。余（朱熹）尝三谒未遇，厥后再至，而先生已逝。其从子右史蒙斋，延余于先生讲学处，观其言论文章，悉本洙泗渊源，而《心箴》一篇，尤得千圣不传之秘。惜入其室而未获亲见其人，瞻仰门墙，留连不忍去。因书此以志慕焉。”范浚的《心箴》深深地打动了朱熹。

　　淳熙四年（1177），朱熹《孟子集注》撰成。在注解《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一语时，朱熹将《心箴》原文一字不落地录入《孟子集注》：“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为了考察范浚“心学”的来源，朱熹也颇费心力，特向好友吕祖谦求教。对此，《香溪范子小传》有记载：“初不知（范浚）从何学，其学甚正。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近始得学行之详于先友吕伯恭，庸述《小传》，以闻四方学者。”毫无疑问，《心箴》之“心学”对朱熹性理学的最终形成影响不小。

　　“浙学”这一学术范畴的发明权归朱熹，上引《香溪范子小传》“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云云即是例证。但他使用“浙学”一词，是在批判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其针对的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还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之学。然而，朱熹对同时代的两位金华学者范浚、吕祖谦却保持敬意。与吕祖谦的友谊自不待言，合作编纂《近思录》、相约“鹅湖之会”即是例证。与范浚虽未相见，但并不妨碍朱熹对范浚心性之学、道德文章的认可。为范浚作传，录《心箴》入《孟子集注》足以说明一切。

　　“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心箴》一篇流传千古

　　范浚《心箴》一文，虽寥寥不足百字，但由“心”而成为君子、达致天道，恰是儒家心性、义理学的使命所在。不仅理学家朱熹、真德秀推崇，心学家王阳明对《心箴》也赞赏有加，《传习录》中就用《心箴》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来论说“心之主宰”。清代政治家曾国藩以为，《心箴》讲的就是理学的修身养性。首任两江总督时，他作《题州县官厅》：“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以要求下属官吏敬畏《心箴》之言。

　　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因封建统治者提倡而成为官方学说，《四书章句集注》亦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心箴》因《四书章句集注》的不断刊刻而得以广泛流传，亦逐渐为后世推崇。明嘉靖六年（1527），皇帝御注《心箴》，与程子《四箴》注一并颁行于天下学宫：“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说道：茫茫然天地，广大无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仓中一粒粟米。天地这般大，人身这般小，人与天地参为三才，有非形体而言，惟其心耳。盖心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则百体四肢莫不听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则被声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动与理反，岂不于人道违哉！故范氏之作《心箴》，虽是常言，西山真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知哉？呜呼，念哉！”时任辅臣张璁亦附和：“宋儒朱熹有言‘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臣窃谓范浚《心箴》举其纲，程颐《四箴》列其目，相为发明者也。”嘉靖十九年（1540），皇帝又敕建“征士范香溪专祠”于兰溪，给帑春秋二祭。

　　清乾隆十九年（1754），浙江督学雷鋐又为“征士范香溪专祠”敬题匾额曰“婺学开宗”。光绪《兰溪县志》称雷氏之题词，“以明婺之道学由于先生，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由此可见，范浚之学，不仅是金华婺学之根，更是南宋浙学之源。除却《心箴》，范浚《性论》二篇所阐发的心性之学亦为后世学者所推崇，比如晚明时期的学者焦竑，其《焦氏笔乘》有云：“宋范浚，字茂明，学者称香溪先生，考亭尝取其《心箴》载于《孟子集注》。浚有《性论》二篇，其见地超然，殆宋儒所仅见者，特为表而出之。”

　　“正心所以自治”：

　　范浚思想的时代价值

　　范浚的心性之学，提倡经史并重，力主道德心性、制度事功之融合。这种治学理念直接影响了后起的婺州学人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永嘉的叶适，并间接波及象山心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心学、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分而言之，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与范浚的心性之学相融合，为婺州的“性命之学”开创了新思路。陈亮的“王霸功利之论”，结合了范浚道德、事功并重的儒学思想，开创了婺州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致治”之学，与范浚以史为鉴、匡济时艰的《进策》思想相结合，成就了婺州的“经制之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说：“（南宋）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吕祖谦）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应承认范浚作为“婺学”开山祖的地位，全氏增补黄宗羲著《宋元学案》时，特为范浚增立学案，可见其重要性。

　　范浚的学术思想不仅是浙中婺学的先声，也可以说是南宋乃至明清浙东学派的先导。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对范浚的学术思想应做更深入的挖掘。尤其是以《心箴》《性论》为代表的修身明道立德之学，适宜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应用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来，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厚重。当代中国哲学史家陈来就援引过范浚的《慎独斋记》，论“自欺”之言以证传统文化“道德修养”思想之深刻。浙江学者徐儒宗为《范浚集》作序，径论范浚之学：“与彼高谈心性而讳言事功之学实相径庭，而为婺学之内外相济、本末并举、道德与事功兼重之学之所宗。”据此可见，范浚之学在婺学史、浙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传承弘扬其精华，以为新时代修身立德、治国理政之用。

　　【执笔：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宏敏】